中評社╱題：中國處理國際關係的政策模式分析 作者：盧允照（福州），福州外語外貿學院副教授；李非（廈門），廈門大學台灣研究院特聘教授、溫州市台灣研究中心首席專家；張馨月（廈門），通訊作者、廈門大學台灣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摘要】在世界走向多極化時代，國際變局的本質是舊秩序的瓦解與新秩序的孕育。唯有準確把握複雜多變的世界發展脈動，方能在紛擾繁雜的地緣衝突中擁有全局思維，在危機四伏的大國博弈中保持戰略定力。在國際關係互動愈發頻繁的背景下，掌握博弈思維不僅意味著理解世界運行規律，更預示著在複雜性迷局中開闢新航向的可能，從而掌握戰略主動。運用科學的策略和方法來統籌國際關係全局，精準落實戰略部署，成為每個國家必須認真思考和解決的重要問題。當前世界變局主要呈現三種表象：即戰不可生，亂不可免，穩不可少；從戰略方針看，是和不可缺，武不可廢，威不可少；從具體策略看，是交不可停，盟不可鬆，利不可無。這就是所謂國際關係中的“九不可”論。
一、引言
當前國際社會正經歷著“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大國博弈愈演愈烈，地緣政治劇烈變動，國際力量對比加速調整，全球化與逆全球化激流碰撞，非傳統安全威脅頻發。這是一場規則重構與權力對衝的雙重變局：既體現在西方主導的國際舊秩序遭遇合法性危機，出現明顯鬆動，也表現為發展中國家群體性崛起，新興力量通過區域合作爭奪規則制定權，多極化趨勢不可逆轉。在這個充滿矛盾多變的詭異世界中，每個國家都在謹慎地選擇向前的每一步。正在崛起中的中國，更要居安思危，未雨綢繆，通盤審視，運籌帷幄，統籌謀劃，全面布局，在變局中開新局，為全球治理貢獻東方智慧。
二、道以明向：把握世界變局，保持戰略定力
在世界走向多極化時代，國際變局的本質是舊秩序的瓦解與新秩序的孕育，既充滿無限的希望，也面臨嚴峻的挑戰，在挑戰中尋找希望，在希望中迎接挑戰。唯有準確把握複雜多變的世界發展脈動，方能在紛擾繁雜的地緣衝突中擁有全局思維，在危機四伏的大國博弈中保持戰略定力。作為國家應對複雜挑戰的核心能力，戰略定力絕非消極固守，而是基於對國際關係運行規律的主動作為，其本質就是以“道”禦“變”，即以“人類命運共同體”為人間正道，把握時代潮流，堅持自身發展道路，在動蕩中錨定方向，在壓力下堅守信念，在博弈中把握主動，不畏強權霸道，捍衛國際公平正義，重塑國際安全新秩序，維護世界和平穩定。①從歷史與現實的維度看，當前世界變局主要呈現三種表象：即戰不可生，亂不可免，穩不可少。
（一）戰不可生：和興戰衰，鑄劍為犁（止戰）
所謂“戰不可生”，是因為安全問題是每個國家首要關切的主題。戰爭作為人類社會最具破壞性的活動之一，從未真正解決矛盾，反而製造更多問題，其危害性不僅體現在大量的人員傷亡和基礎設施的毀滅性破壞，而且體現在經濟衰退和生態環境惡化，更對人類社會和文明傳承造成長期深遠的影響，導致地緣政治惡性循環，民族矛盾衝突不斷，助長民粹主義，強權政治為所欲為，多邊合作機制嚴重受損。唯有銘記戰爭之殤，方能珍惜和平之重。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這種充滿智慧的雙向辯證在歷史和現實中都得到完美的詮釋。真正的戰略藝術不在於威懾與奇勝的取捨，而在於法度與兵道的交響中。“鑄劍為犁”是東方文明的密碼，通過外交、經濟合作、文化對話等非暴力手段化解矛盾衝突，才是人類文明進步的方向。為此，中國積極發展與各國的友好合作，推動構建新型的國際關係：首先，促進大國政策協調和良性互動，構建和平共處、總體穩定、均衡發展的大國關係格局，為人類命運共同體譜寫出不戰而和的永恒樂章；其次，秉持真實的親誠理念和正確的義利觀，加強與發展中國家的團結合作，維護發展中國家的共同利益，推動國際社會形成“最大公約數”；其三，參與全球安全規則制定，加強國際安全合作，積極參與聯合國維和行動，為維護世界和平和地區穩定發揮建設性作用。
（二）亂不可免：危機四伏，烽煙難止（避亂）
所謂“亂不可免”，是因為當今世界變亂交織，霸權、霸道、霸淩等“三霸”行徑危害深重，和平赤字、發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不斷加大，確定性日益成為全球的稀缺資源，人類社會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美國作為全球霸主，大肆攪亂“世界島”，在歐亞導演“顔色革命”，在拉美推行“新門羅主義”，在亞非燃起“阿拉伯之春”，利用“和平演變”干涉他國內政，甚至暴力顛覆違逆政權，不斷上演恃強淩弱、巧取豪奪的零和博弈，給“世界島”帶來持久的混亂。在歐洲，俄烏衝突烽煙難止；在中東，巴以衝突隱患依舊；在東亞，台海局勢危機四伏。西方發達國家試圖重設“冷戰陷阱”，通過“價值觀外交”的意識形態博弈，煽動新冷戰思維。
美國為了遏制中國的崛起，對中國的打壓不遺餘力，一方面利用“離岸平衡戰略”，挑撥中國與周邊國家的關係，製造南海問題、釣魚島問題、朝鮮半島問題、中印邊界問題，聯合印太和西方國家共同圍堵中國，試圖讓中國陷入“四面楚歌”的困境；另一方面不斷加大力度遏制中國，軍事威脅步步升級，經濟制裁變本加厲，尤其是在特朗普1.0時期，不惜發動貿易戰，煽動香港暴亂，利用新冠疫情甩鍋中國；拜登時期發動科技戰，製造民族矛盾，炒作新疆問題，大打“台灣牌”，支持分離主義，試圖分裂中國，實施和平演變；特朗普2.0時期伊始，繼續推行單邊主義，實施雙重標準，舞動“關稅大棒”訛詐施壓，對中國斷網、斷供、斷貨、斷芯，限制科技產業發展，并利用金融霸權收割世界勞動果實，洗刷全球財富，使守成大國與崛起大國衝突的風險明顯增大。
（三）穩不可少：安邦定國，平治天下（安定）
所謂“穩不可少”，是因為中國的崛起需要一個和平穩定的國際環境，“安邦定國”是中國行穩致遠的康莊大道，“平治天下”是符合世界人民共同利益的光明之路。當今世界風起雲湧，風從南方起，潮自南方來，經濟全球化推動國際力量重構，全球南方卓然壯大是這個時代最鮮明的標志，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對世界經濟增長貢獻率已達80%，其經濟總量占全球40%以上，已經成為維護國際和平、帶動世界發展、完善全球治理的關鍵力量。世界各國，尤其是大國所作出的戰略選擇，將決定時代發展方向，影響整個世界格局。無論國際風雲變幻，中國始終堅定戰略決心，保持戰略定力，遵循既定戰略步驟，把握好重要戰略機遇期，即“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在2021年建黨百年實現“小康夢”的基礎上，爭取在2025年完成中國製造2025計畫，實現“科技強國夢”，并繼續在2027年建軍百年實現“強軍夢”，為在2049年建國百年實現“中國夢”打下堅實的經濟、科技和軍事基礎。中國的發展是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長。中國堅定不移地站在歷史正確的一邊，站在人類進步的一邊，以中國的確定性穩住不確定的世界。
三、法以立本：遵循博弈法則，掌握戰略主動
中華文明對“法”的雙重認知：既是戰場決勝的圭臬，更是邦交立本的基石。《孫子兵法》中“修道保法”的智慧，為疏解大國博弈和地緣衝突困境提供破局之鑰。國際關係的本質是主權國家在“無政府狀態”下的利益博弈，這是國家間權力競爭的底層法則。②掌握博弈思維不僅意味著理解世界運行規律，更預示著在複雜性迷局中開闢新航向的可能，從而掌握戰略主動。在國際關係中，首先要積極推動經濟上的正和博弈，努力避免軍事上的負和博弈，儘量緩和政治上的零和博弈。從戰略方針看，就是和不可缺，武不可廢，威不可少。
（一）和不可缺：議之以和，以和睦鄰（和睦）
所謂“和不可缺”，是因為和平作為國際關係的核心價值，具有不可替代性。儘管局部衝突頻發，地緣政治博弈加劇，但和平這一人類社會的“最大公約數”，始終是國際社會不變的主流願望和共同追求，是跨越意識形態和文化差異的時代主題。中國將和平外交作為戰略基石，既是對自身發展經驗的總結，也是對國際秩序演變的主動回應。
首先，從博弈邏輯視角看，和平是長期重複博弈的理性選擇。在無限重複博弈中，和平合作是降低衝突成本、實現長期收益最大化的最優解。中國倡導的“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安全觀”，通過機制化合作增強各國投入和平建設的主動性，緩解“安全困境”。“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提出，就是強調“合作共贏”而非零和博弈。中美之間儘管存在意識形態的分歧，但雙方通過持續的經濟合作與危機管控，實現了“合作性共存”。中美經貿關係的“鬥而不破”，體現了雙方在科技、貿易等領域的競爭博弈中，仍通過對話機制避免全面對抗，維持“非零和博弈”的底綫。
其次，從戰略空間維度看，和平作為戰略空間的“擴容器”，是全球化產業鏈運行的前提，可以有效拓展經濟空間。中國通過“一帶一路”倡議在亞非歐構建“和平發展走廊”，既促進當地經濟發展，又通過利益綁定減少衝突誘因。2023年RCEP（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成員國貿易額同比增長7.5%，印證經濟互聯對區域和平的“壓艙石”作用。和平外交幫助中國占據國際規則制定權高地。從主導成立“亞投行”到推動《全球數據安全倡議》，中國將和平理念轉化為制度安排，逐步改變西方主導的“衝突導向”治理範式。美國“印太戰略”以軍事聯盟壓縮他國戰略空間，而中國-東盟自貿區3.0版通過降低關稅擴大共同市場，形成兩種空間塑造模式的競爭。這種基於和平的叙事正在重塑全球南方國家對國際秩序的認知。
其三，從和平外交實踐看，中國從“韜光養晦”到“積極有為”，始終將和平發展嵌入戰略文化基因，體現“止戰而非求戰”的軍事哲學。真正的和平戰略在於創造可持續的共同利益增長點，而非簡單消滅對手。亞洲相互協作與信任措施會議（亞信會議）的會員國擴大至28個，構建亞洲版“共同安全”框架。北斗衛星系統向東盟國家開放，以民用技術合作消解“太空軍事化”的焦慮。在南海問題上，中國同步推進“軍事存在+海上搜救合作+油氣共同開發”，既維護主權，又降低衝突風險。這種“剛柔并濟”的策略比單純的軍事威懾更具有可持續性。
可見，和平作為動態平衡的藝術，不是靜態的“無衝突”，而是大國在戰略空間博弈中形成的動態均衡。中國將和平外交從道德訴求升維為戰略工具，通過“發展紅利共享—安全機制共建—文明對話共情”的三重路徑，既擴展自身戰略迴旋空間，也為人類命運共同體注入實踐動能。
（二）武不可廢：備之以武，以武止戈（武備）
所謂“武不可廢”，是因為在東方文明的基因裏，武備從來不是征服的利刃，而是對野蠻的震懾，更是守護文明的堅盾。中華武備之道是植根兵法的法治智慧。真正的武備之道是在戰與和的輪迴中汲取力量，讓戰爭的雷霆沉澱為文明的年輪，將暴力的激流轉化為灌溉文明的甘露，在威懾與克制的平衡中守護著人類福祉，是對文明的托舉。
中華武備思想不是悖論，而是東方文明傳承千年的生存智慧，是當前國際關係中威懾與和平的辯證法，在規則與變局、秩序與創新的碰撞中，為人類命運共同體構築超越時空的法理根基。南海局勢的演變揭示了武備的多維作用。中國南部戰區的機艦巡航既包含軍事存在展示，也通過國際輿論場傳遞戰略意志。這種“武備劇場化”的現象，與美軍在台灣海峽所謂的“自由航行”形成鏡像博弈。“兵道之險”是戰爭邊緣政策的藝術操盤，這種讓事件發展走到戰爭邊緣但又不發生或捲入戰爭的高超、嫻熟的操作手法，也稱“戰爭控制論”，即以慎戰、小戰、少戰而屈人之兵。這種模式既避免戰略透支，又形成持續壓力。面對美國對台軍售升級，大陸在台海部署殲-20戰機與北斗系統形成“技術威懾鏈”，其轟鳴聲中的戰略定力，恰似古代青銅斧鉞上的“止戈”銘文。這種威懾本質上是通過能力展示降低誤判概率，正如核戰略中的“相互確保摧毀”理論，現代武備體系更強調“相互確保理性”。在人工智能與量子技術重塑戰爭形態的今天，武備發展已從物理摧毀擴展到技術制衡，面臨“技術奇點”的挑戰。武備的內涵將暴力的原始衝動規訓為文明存續的保障，這就要求國際社會建立更精細的軍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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