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題：“特朗普第二任期台海政策的決策邏輯、困境及其影響” 作者：薛美芳（廈門），廈門大學台灣研究院助理研究員；劉佳雁（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台灣研究所研究員
【摘要】2025年特朗普再度執政後，“美國優先”將全面貫穿台海政策2.0。特朗普傾向將台灣問題納入“交易化”框架，強調“高效率、高風險、高收益”的邊緣策略，通過對台軍售、經貿交換等方式，最大化美國的戰略收益。因此，“以台制華”仍是脅迫中國妥協讓步的重要籌碼。然而，在實施過程中，特朗普2.0台海政策不僅將面臨中國大陸和台灣的雙重掣肘，同時也會受到美國國內頑固“挺台派”等多重牽絆。未來，特朗普台海政策如何演變不僅事關台海局勢的走向，也將對地區局勢波動和全球大國博弈形勢產生連鎖反應。
引言
長期以來，美國利用所謂的“與台灣關係法”來維繫其與台灣的特定關係，并深度介入到中國的台灣問題之中。該法案授權美國對台軍售，確保其自衛能力并維持台海戰略平衡。①然而，伴隨國際格局的變化，特朗普2017年上台後快速強化美台關係，推動美國台海政策發生質變，台海局勢愈發緊張。
2025年，特朗普重返白宮，其台海政策步入2.0時代，對台政策戰略布局或將在以下三個層次進行延續并深化。首先，在安全維度，特朗普將進一步擴大對台軍售，深化美台軍事合作，提升台灣防禦能力，以增強對華威懾。可能包括出售更先進的武器裝備、加強美台及周邊國家的海上聯合訓練，甚至推動台灣納入“印太安全框架”，藉此炒作台灣問題國際化。其次，在經貿與科技維度，特朗普或將以兩岸經濟脫鈎為杠杆，對台施加更大壓力，意圖藉“全球芯片供應鏈重構”加速美台半導體產業深度捆綁，進而構築更嚴密的科技圍堵體系，以遏制中國大陸在前沿科技領域的戰略突破。最後，在外交維度，特朗普政府或將聯合盟友攻擊曲解聯合國大會第2758號決議，推動台灣拓展“國際空間”，以此干擾中國統一進程，形成更具針對性的外部壓力。
總體而言，特朗普台海政策2.0更趨向“高回報—高風險”的決策特徵，并兼顧對華長期戰略威懾與對台短期收益的“雙重牟利”特性。
一、特朗普第二任期台海政策的決策邏輯
特朗普強勢回歸後的國內外形勢與其上一任期顯著不同，其台海政策2.0必然與1.0不同，其決策更以“經濟收益”為導向，突出“對等交易化、戰略模糊化和靈活易變化”等三大組合，不失為一種追求“經濟高收益、政治高風險”的台海邊緣策略豪賭，而這一決策也將深受中美全球戰略博弈框架、新政府內閣成員決策偏好以及特朗普個人交易特質等綜合影響。
（一）中美全球戰略框架下的深度博弈
伴隨特朗普第一任期結束和第二任期開啓的8年間隔，國際時局也發生了顯著變化。這不僅影響了美台關係，也重新定義了台海關係的戰略意義。
首先，中美國際戰略形勢的變化。特朗普第一任期標志著中美從戰略合作徹底轉型為戰略競爭，但其當時并未形成全面遏制中國的戰略框架。兩國雖爆發了貿易戰，但在其他領域如氣候變化、朝核問題上仍有一定合作空間。而在第二任期，中美合作空間明顯收窄，美國內部反華共識強化，經濟與科技脫鈎成長期趨勢，中美戰略競爭從貿易拓展到技術、軍事和產業鏈等全方位領域，全球進入“新冷戰”態勢。
其次，中國崛起對美國霸權體系的運作構成了挑戰。在特朗普第一任期，美國將中國視為“戰略競爭對手”，儘管中國在經濟和軍事領域取得顯著進展，但對全球秩序衝擊尚未達到美國全面遏制的臨界點。然而，進入第二任期，美國已將中國界定為“唯一能够挑戰全球秩序的國家”，認為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和“中國製造2025”對美國主導的國際體系構成直接威脅。
最後，區域安全態勢的不同。特朗普第一任期亞太安全環境相對穩定，台灣問題尚未成為國際社會關注核心。而第二任期背景下，伴隨中美安全博弈態勢加劇，中美圍繞台海競爭日益激烈，在南海、東北亞安全局勢上升叠加下，美方加快推進印太戰略部署，強化地區軍事存在，解放軍頻繁在台海演訓、東南海軍事反介入強度不斷提升。這些差異決定了台灣問題的日趨嚴峻複雜性，成為中美全球戰略博弈的核心焦點。
特朗普第二任期台海政策將成為中美戰略競合態勢的直接映射，其決策偏好將取決於全球戰略重心的轉移和對華政策的取向，從而確定了台海政策在美國全球戰略的相對位置，塑造著兩岸互動的整體局勢。
（二）特朗普新政府內閣的台海政策偏好
特朗普新政府的內閣成員在台海政策上立場分化明顯，大致可歸類為頑固派與務實派，兩者在對台問題上的態度形成鮮明對比。
1.頑固派的強硬立場
特朗普國家安全團隊中匯聚了大量對台頑固支持者和對華鷹派代表，這涵蓋了國家安全委員會、國務院及情報部門等相關職位。其中，包括美國國家安全顧問邁克爾·沃爾茲（Michael Waltz）、國務卿馬爾科·魯比奧（Marco Rubio）和美國副總統詹姆斯·戴維·萬斯（James David Vance）等人。
邁克爾·沃爾茲作為對華最為強硬的鷹派代表，長期關注台海局勢。他曾在美國衆議院提出“台灣防衛法”，主張美國應向中國台灣提供軍事援助，強化其防禦能力。2022年，沃爾茲竄訪台灣并與蔡英文總統會面，強調台灣在全球航運與半導體製造中的戰略地位。他認為，中國試圖通過控制台灣取代美國在全球的領導地位。②沃爾茲在2025年1月14日再次呼籲加速交付延遲的200億美元軍備，表現出短期內快速提升台軍戰力的立場。
馬爾科·魯比奧則更注重通過戰略威懾確保台灣所謂“長期安全”。他明確指出台灣問題是中國“紅綫”，美國需提高中國對台軍事行動成本，以遏制其犯台意圖、避免直接衝突。他多次在美國參議院發言，批評中國在全球擴展影響力，并呼籲重審中美經濟關係，以增強台灣在美國戰略中的重要性。魯比奧在2025年1月15日聽證會上，在談及美國“台海政策”和“一中”政策時，重點強調“與台灣關係法”和“六項保證”，但未提及中美三個聯合公報。③此外，他在2025年2月1-6日出訪拉美地區期間，就中拉合作、巴拿馬運河、共建“一帶一路”、5G和網絡安全等議題發表了極端涉華言論，尤其在訪問危地馬拉時聲稱，“將全力協助危地馬拉拓展與台灣的關係”。
詹姆斯·戴維·萬斯作為副總統，強調加強對台支持來遏制中國的“擴張”。他對拜登政府對烏軍援持反對立場，認為“這可能會分散美國對中國的注意力”，主張將美國資源和關注重新投入到亞太地區，“特別是對台防衛上”。此前，沃爾茲與魯比奧曾提議台當局申請采購F-35戰鬥機、神盾級驅逐艦等美國尚未對台銷售的先進武器。可見，以上對華鷹派代表將在強化美國對台軍售及制定強硬台海政策上發揮關鍵影響。
2. 務實派的靈活態度
與頑固派相比，務實派更傾向通過外交與經濟手段緩解台海局勢，旨在維護區域安全與全球供應鏈穩定。務實派代表人物多為經濟科技領域重要決策者和現實主義政治家，這主要包括現任美國效率部部長埃隆·馬斯克（Elon Musk）、美國副國務卿達倫·畢提（Darren Beattie）和美國國防部副助理部長奧斯汀·達默（Austin Dahmer）等。
馬斯克主張通過政治協商和平解決台海爭議，避免衝突升級。2022年10月，馬斯克在接受《金融時報》采訪時建議，為避免台海衝突，台灣應設立類似香港模式的特別行政區，但可能更為寬鬆。④2023年9月，馬斯克在播客節目“All-in Podcast”中表示，儘管台灣當局力圖推動經濟和政治獨立，但它仍是中國的一部分。他將台灣與中國的關係比作夏威夷與美國的關係，認為美國的干預阻礙了兩岸的統一。此外，在特朗普勝選當天，馬斯克向台灣供應商提出建議，敦促其將生產業務遷出台灣，以降低台海局勢對全球供應鏈的衝擊。
達倫·畢提與奧斯汀·達默作為美國現實主義政治家，對美國長期台海政策持懷疑態度。達倫·畢提認為，台灣將“不可避免地”回歸中國，且美國不應為阻止這一進程投入任何資源。他於2024年社交平台X上寫道，“台灣并入中國”或許意味著“台灣的變裝皇后游行會減少，但除此之外，這并不是世界末日”。他甚至建議，美中應達成一項“重大協議”，即美國承認台灣問題的現實，以換取中國在非洲及南極事務上的讓步。⑤奧斯汀·達默則表示，台灣對美國重要，但并非“生死攸關”，即便台灣“失守”，美國民衆仍可繼續安全、繁榮與自由地生活。
這種內部分歧表明特朗普政府在對台政策上的多元化取向：頑固派推動強硬的軍事與戰略支持，務實派則優先考慮區域與經濟利益。這將使未來特朗普政府的台海政策更加複雜充滿動態。
（三）特朗普個人交易型風格
特朗普個人風格以交易主義和實用主義為核心，其政策邏輯更多圍繞對等交換和短期利益最大化展開，這一特質將深刻影響其台海政策的制定與執行。
1.對台安全承諾下的“交易主義”
在特朗普新保守主義和新孤立主義雙向回流下，第二任期對台安全承諾將趨於交易化，呈現出“實質支持”與“戰略施壓”并存特徵。“重經濟利益、弱意識形態”將成為美國台海戰略的優先選項，源自其一貫的“交易型思維”。特朗普多次強調，美國的保護不應是免費的，而應以經濟補償為條件，甚至將對台支持比作一份“保險單”。他在接受《彭博商業週刊》的采訪中表示：“台灣應該為我們支付防務費用……你知道，我們［美國］與保險公司沒什麼不同”。
不僅如此，特朗普對台灣半導體產業的批評更顯激烈。特朗普早在競選期間就多次批評台灣“竊取”美國的芯片業務，聲稱將采取措施彌補這一“損失”。“台灣，他們偷了我們的芯片業務……他們想要保護。”上台後，他在2025年1月27日衆議院共和黨會議上宣布計畫對進口半導體、計算機芯片等必需產品徵收最高100%關稅，并指責“98%芯片生意都跑到台灣”。2025年2月13日他在白宮接受記者提問時又表示，美國曾擁有英特爾般強大的半導體企業，但芯片業務已被台灣奪走。他直言：“我們必須在國內製造芯片。現在，幾乎所有芯片都在台灣生產，韓國也占一部分。台灣搶走了我們芯片業務，我們要奪回它。”儘管這一言論缺乏事實依據，但反映了特朗普將台灣安全與經濟利益捆綁的思維模式。這一邏輯引發了對“與台灣關係法”框架下美台關係發展的廣泛質疑。
此外，根據前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亞洲事務副高級主任伊萬·卡納帕蒂（Ivan Kanapathy）的說法，美國對台支持基於台灣表現的“自救意願”，而非單方面援助。特朗普也多次施壓台灣當局提高防務預算，甚至提出應達到GDP的10%。儘管近年來台灣防務預算不斷增加，2024年已創歷史新高，占GDP的2.5%，但仍遠低於特朗普的10%目標。⑥近日,“美國在台協會” （AIT）也證實，該機構主席羅森伯格已於1月21日離職，這進一步表明特朗普台海政策強調等價交換，而非無條件支援。
2. 對台戰略模糊下的“實用主義”
特朗普對台戰略模糊卻始終保有在處理中美關係的高度靈活性。他曾將中國大陸與台灣的關係表述成“桌面與筆尖”，并表示“台灣距離上帝太遠”。在接受《華爾街日報》采訪時，他表示，如果“中國進入台灣”，美國可能對中國加徵150%至200%的額外關稅，而非明確表示會采取軍事干預措施。同時進一步補充：“如果我回答這個問題，我會處於非常糟糕的談判地位。”⑦他在接受全國廣播公司新聞（NBC News）采訪時強調：“我更希望他們不要這麼做。”他還補充強調自己與中國領導人“關係非常好”，并認為中美之間的溝通渠道依然暢通。
此外，2024年他曾暗示願意與中國大陸達成貿易協議，將台灣作為潛在的交易籌碼。這一策略凸顯了特朗普對美台安全關係的實用主義態度，相較於拜登政府明確“協防台灣”立場不同，他在軍事干預問題上持保留態度，更為謹慎。以特朗普現實主義風格，他更傾向於避免扮演“國際警察”角色，似乎凸顯了一種全球戰略收縮下的“避戰”需求，而非“聲戰”主張。特朗普曾稱“中美攜手，世界問題皆迎刃而解”，在務實交易思維主導下，不排除其在某些條件下調整策略，以實現中美合作利益最大化。
另一方面，考慮到台灣在中美博弈的關鍵性及特朗普對華強硬立場，特朗普也無法完全放棄對台支持。近期在接受福克斯新聞專訪時，特朗普首次上台後公開談及台灣，表示美國在台灣問題上處於有利位置，能够阻止“中國收台”。與此同時，在中美貿易摩擦升級之際，特朗普加大對台軍售。據台灣中時新聞網報道，台當局宣布已完成三套NASAMS防空導彈系統的軍購案簽約，首套將在年內交付。
2025年2月6日，日本首相石破茂訪問美國，特朗普與其發表聯合聲明，強調“反對中國以武力或脅迫手段單方面改變台海現狀”。隨後，2月10日至12日，美國“約翰遜”號驅逐艦與“鮑迪奇”號海洋測量船穿越台灣海峽，這是特朗普重返白宮後美方首次派遣艦船過航台海。與此同時，2月12日，特朗普與普京就俄烏停戰展開協商，表達通過犧牲烏克蘭利益推動和平協議的意向，此舉似乎旨在緩和美俄關係。沃爾茲曾建議，美國應立即采取行動，儘快結束俄烏及中東衝突，將戰略重心轉向應對中國。因此，俄烏衝突對台海局勢的潛在影響，對美國後續是否會加大在台灣問題上的干預力度，值得關注。
總之，特朗普典型的“兩面下注”政策具有極強的易變性，這一策略將伴隨中美俄全球權力的再平衡，使台海兩岸及中美關係更具動態性，這增加了各方在地緣政治壓力下的誤判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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