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3月29日電／中國人民大學吳玉章講席教授、兩岸關係研究中心主任王英津與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博士研究生曹宇軒在中評智庫基金會主辦的《中國評論》月刊3月號發表專文《特朗普第二任期的美國台海政策：調整、動因與影響》。作者認為：考察特朗普第二任期執政以來的政策實踐，美國台海政策呈現出延續與調整並存的複雜態勢。一方面，特朗普政府延續既往“以台制華”的總基調，將台灣問題與經貿、科技、制裁、盟友負擔分攤等議題聯動，加大打“台灣牌”的力度；另一方面，特朗普政府刻意模糊對台防衛承諾，並在“美國優先”原則指導下，在對等關稅和半導體等高端製造業領域持續向台灣施壓。特朗普第二任期對美國台海政策作出適度調整的動因是多維度的，既有國際力量格局深刻調整背景下美國對涉台風險收益的重新評估，又有國內經濟社會矛盾加劇催生的“美國優先”思潮，亦包含特朗普本人的性格特質與交易型思維等因素。美國台海政策的調整加劇了台海局勢的不確定性，推動兩岸關係進入高風險博弈期。文章內容如下：
自2025年1月20日特朗普再度入主白宮以來，其台海政策既體現了對前任政府的部分承繼，也呈現出新的特徵。考察特朗普第二任期執政以來的台海政策，並將其與拜登政府的台海政策進行比較分析，揭示其對美國既往台海政策的延續與調整所在，深入探討政策演變背後的多重動因，並分析特朗普政府台海政策的結構性特徵及其對兩岸關係的系統性影響，有助於更準確把握當前台海局勢的發展趨勢。
一、特朗普第二任期對美國既往台海政策的延續
特朗普第二任期的台海政策必然服務於其對華戰略競爭的總體佈局，這一點與拜登時期並無本質不同，衹是策略手段與側重點有所差異。考察特朗普第二任期以來的台海政策實踐，不難發現，特朗普政府維持“不統不獨”的所謂“台海現狀”、實施“以台制華”的戰略主軸並未發生根本改變，仍在持續加大對台軍售力度，同時借助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對話”（QUAD）及美日菲三邊機制等小多邊平台，將應對台海問題納入合作範疇，強化所謂對華“拒止性威懾”。
第一，繼續打“台灣牌”，實施“以台制華”戰略。從特朗普第一任期以明確目標的方式開啟對華戰略競爭，到拜登政府更為系統性地執行對華戰略競爭，再到如今特朗普第二任期的強勢回歸，美國兩黨雖在執政理念與外交風格上存在顯著差異，但在戰略方向上已形成並再次確認了較為固化且明確的對華戰略競爭的跨黨派共識，這一點未因政黨輪替而發生任何本質改變。〔1〕
特朗普再次上台執政，面對中國綜合國力的穩步提升與國際影響力的持續擴展，美國對華政策中的焦慮感與緊迫感顯著上升。在此背景下，美國繼續將台灣視為制衡中國崛起的重要工具和對華博弈的談判籌碼，以維護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利益格局和霸權地位。特朗普第二任期承繼了拜登政府進一步虛化的“一個中國政策”，在“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中國對台灣擁有主權”等核心敏感問題上整體延續拜登政府的政策方向，將涉台議題“工具化”“籌碼化”，藉此對中國施壓與政治訛詐。〔2〕
從政策邏輯看，特朗普第二任期台海政策並未偏離“以台制華”的主軸，這在2025年12月4日發佈的新版《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以下簡稱“新版國安報告”）中得到了充分體現。其一，將台灣定位為“對美至關重要的戰略要地”。新版國安報告提及台灣的次數高達八次，遠超特朗普第一任期的三次，這表明特朗普第二任期對台灣議題的重視程度顯著提升。新版國安報告主張美國應恢復19世紀的“門羅主義”，將戰略重點聚焦於維護其核心利益圈。其內在邏輯是：釐清事關美國全球領導地位的核心利益有哪些；在這些利益中，甄別哪些是無法維持的，哪些是可以維持的；對於可以維持的部分，依靠何種手段來維持。在此邏輯框架下，美國將台灣的角色和地位界定為“半導體霸主”和“通往第二島鏈”的“戰略要衝”，〔3〕這意味著美國將台灣的安全視為其“新核心利益圈”的外延部分。在美國看來，確保全球關鍵半導體供應鏈不中斷，是維護其在亞太地區霸權與經濟安全的必要前提。因此，維護所謂“台灣安全”，已成為美國維護國家戰略利益的內在需求。
其二，強調“威懾並防止衝突”是優先事項。新版國安報告將亞洲區域的戰略目標界定為“贏得經濟未來、預防軍事衝突”〔4〕，明確指出美國要將加強軍事優勢以懾止可能發生的台海衝突。在具體部署上，報告強調要整合第一島鏈沿線的軍事力量部署，並通過與盟友的“集體防禦”強化台海威懾，〔5〕這些措辭力度遠超以往，意在穩定盟友體系信心並加大對華戰略施壓。值得注意的是，報告雖未公開點名中國就是所謂的“敵對方”，但報告中以“嚇阻軍事威脅”為名推進第一島鏈的軍事部署，劍指中國的意圖昭然若揭，這也意味著未來幾年美國會將“嚇阻中國解決台灣問題”作為戰略重點，對其資源投入的力度和規模將空前增大。綜而觀之，新版國安報告是美國在新歷史條件下對其全球與印太戰略的一次重新校準，它清晰地向國際社會傳遞了一個信息：在“美國利益優先”的戰略框架下，美國不僅沒有放棄台灣，反而高度重視台灣對美國的戰略價值，並將其提升至攸關美國核心經濟與地緣霸權的戰略基石地位。
第二，深化美台軍事安全合作。20世紀70年代以來，美國歷屆政府都將台灣問題嵌入其對華整體戰略佈局之中，並視中美關係變化態勢予以操弄。〔6〕新版國安報告重申美國“不支持任何單方面改變台灣海峽現狀的行為”，並強調美國要將“加強軍事優勢以懾止可能發生的台海衝突”作為“優先選擇與緊迫任務”。這一表述延續了拜登政府的政策立場，表明深化美台軍事合作、擴大對台軍售、加速武裝台灣是特朗普第二任期對台政策的基本走向。
特朗普第二任期台海政策在軍事安全層面的延續性具體表現在：一是延續對台軍售。對台軍售歷來是美台軍事合作的核心內容，也是衡量美台“實質關係”的關鍵指標之一，事實上，美國政府長期推行以不對稱思維“武裝台灣”的政策，推動對台軍售常態化與機制化。特朗普第一任期對台軍售11次，總額高達183.3億美元。拜登政府延續了大規模對台軍售的做法，雖然總額低於特朗普第一任期，〔7〕但在頻率和針對性上有所提升，更加注重“小額多頻”的軍售模式以維持對台軍事支持的連續性，並重點提供有助於台灣構建不對稱防禦體系的武器裝備，以提升台灣的“不對稱防禦”能力。特朗普第二任期美台軍事合作的力度進一步加大，對台軍售規模大幅擴增，2025年12月17日，特朗普政府批准總額超110億美元的對台軍售案，這是自1979年中美建交以來，美國對台軍售中數額最大的一筆，〔8〕本次對台軍售案，更是遠遠突破了美國“與台灣關係法”僅提供防禦性武器的規定。
二是調整軍事部署。美國在印太地區的軍事安全部署，重點包括因應台海危機與軍事衝突，並且將隨著大國軍事競爭走向信息化智能化而持續創新調整，從威懾施壓層面看，特朗普第二任期將繼續推進涉台“拒止性威懾”戰略，儘管在戰術層面有所調整，但在強化印太地區軍事部署的戰略方向上並未改變。三是維繫安全同盟。安全同盟是美國維持西方國際秩序與美式霸權的重要基石。在印太地區，日本與澳大利亞分別扮演美國區域戰略的北、南支點，是對中國實施圍堵牽制戰略的關鍵角色。近些年美日澳、美日菲、美澳菲等小多邊機制不斷形成和發展，甚至向日菲台安全陣線拓展，將應對所謂“台海安全”納入合作範疇。新版國安報告明確表示，美國將在從日本到東南亞一線，“建立足以在各地阻擋任何侵略的軍力”。但隨即強調：“美軍無法，也不應該單獨打造此軍力。我們的盟友必須挺身而出，更重要的是，需要投入更多開支進行集體防禦。”〔9〕2026年1月23日美國國防部發佈新版《國家防務戰略》報告（以下簡稱“新版國防報告”），再次強調要聯合盟友構建對華拒止性威懾體系。〔10〕這是特朗普政府對台海防衛責任的重新厘定：不再是美國的“單邊保障”，而是第一島鏈盟國的“共同義務”，要求盟友以經濟利益、軍事配合為代價換取美國的安全承諾。
第三，推動半導體供應鏈“去台化”重構。台灣憑藉完整的半導體產業鏈與尖端製造技術，在全球半導體供應鏈中佔據了舉足輕重的地位，但高度集中的產能佈局也被美國視為供應鏈的潛在風險點。因此，基於所謂“國家安全”考慮，美國持續推動所謂半導體供應鏈“去風險化”重構，其目的在於降低對台灣的高度依賴，逐步將半導體先進製程轉移至美國本土。〔11〕拜登政府主要以補貼撬動產業轉移，2022年簽署的《芯片與科學法案》為半導體行業提供約527億美元專項補貼，同時為半導體製造業提供25%的投資稅收抵免。該法案還設置了“毒丸條款”，禁止獲得資助的企業在未來10年內赴中國大陸新建或擴建先進製程芯片工廠，台積電就受到這一條款的約束，必須嚴格遵守不得在中國大陸推進先進製程芯片生產計劃的規定。〔12〕在多邊機制方面，拜登政府大力推動半導體合作，與日本、韓國和台灣構建“芯片四方聯盟”（Chip 4），試圖構建覆蓋設計、材料、設備和製造的完整半導體供應鏈。特朗普第二任期延續並強化了這一政策方向，以“全球芯片供應鏈重構”加速美台半導體產業深度捆綁，構築更嚴密的科技圍堵體系，以遏制中國大陸在前沿科技領域的戰略突破。特朗普再次上台以來，持續施壓台積電擴大對美投資規模，加速向美國轉移半導體技術和人才，2025年3月，台積電董事長魏哲家與特朗普在白宮共同宣佈，未來4年台積電將新增1000億美元赴美投資，涉及建造芯片廠、封裝廠及研發中心等。加上此前承諾的650億美元投資，台積電赴美總投資已達1650億美元，成為美國史上最大單項境外直接投資案。〔13〕2026年1月簽署的“美台貿易協議”進一步固化了美國掏空台灣半導體產業的趨勢，協議宣稱要“推動美國半導體產業大規模回流”，其舉措便是劫掠台灣半導體及高端製造產業。特朗普政府同樣注重運用多邊機制，2025年12月，美國提出一項名為“硅和平”（Pax Silica）的戰略倡議，意在聯合其盟友共同構建一個“安全、有韌性且創新驅動”的硅供應鏈體系。〔14〕隨後，首屆“硅和平”峰會於華盛頓召開，台灣以嘉賓身份參與討論，美台半導體產業捆綁進一步加深。美國以“供應鏈安全”為由對台灣半導體產業及高端製造業進行掠奪，本質上是將台灣的技術優勢轉化為美國的戰略資產，台灣則在這場不對等的經濟博弈中被迫承擔產業空心化的沉重代價。
二、特朗普第二任期對美國台海政策的調整
在上述延續性之外，特朗普第二任期的台海政策也呈現出某些新樣態，與拜登政府將台灣議題嵌入“民主對抗威權”敘事框架不同，特朗普政府弱化意識形態敘事，刻意迴避對台防衛承諾，同時加強對台灣的經濟壓榨。總體而言，特朗普政府一改拜登政府將台灣視作美國價值觀盟友的政策取向，更多將台灣視為一個可以壓榨、交易的籌碼。
第一，在美國全球戰略調整中將台灣從“戰略盟友”降為“戰略工具”。二戰後，美國國家安全戰略一直由所謂“自由國際主義”主導，基本目標是通過建立一套基於所謂自由主義原則的國際秩序，實現對世界的主導和控制，並以此維護和增進國家安全、經濟繁榮及價值觀的全球影響力。近年來，隨著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加速演進，美國既有戰略日益難以為繼，其霸權呈現日漸衰弱趨勢。為改變此一狀況，特朗普政府將戰略資源從全球範圍內的擴張性分佈，集中收縮至關乎其霸權存亡根基的核心地帶，並對其認定的首要戰略競爭對手實施更為精準、務實且持久的“定向遏制”。〔15〕新版國安報告集中體現了這一調整，報告調整了冷戰後美國追求主導世界的戰略部署，轉而聚焦核心國家利益，提出“西半球優先、本土安全至上”的核心導向。報告延續了克林頓時期開始的美國政府對印太地區重要戰略地位的認知，〔16〕將中國視為美國在印太地區的首要關注對象，並將台灣問題、南海問題列為重點議題。〔17〕新版國安報告的一個顯著變化，是將美國亞太戰略從拜登時期的“全面圍堵中國”調整為“重點地區＋重點領域”圍堵的模式。亞太地區不再是美國“全面擴張”的前沿，而是“守住關鍵利益”的防禦性地理場域。新版國防報告再次強調這一點，為達成上述目標，新版國防報告明確指出美國將“在印太地區維持有利的軍事力量平衡”，並特別說明“此舉並非旨在支配、羞辱或扼制中國”，語調更為和緩。〔18〕這一戰略調整被視為未來幾年特朗普政府台海政策的邏輯起點。與此相適應，台灣議題在美國全球佈局中的地位也隨之發生變化，即台灣不再是“民主對抗威權”敘事下的“戰略盟友”，而更多是被美國可資利用的戰略工具。
第二，對台防衛承諾重回“戰略模糊”軌道。自1979年中美建交以來，歷屆美國政府在台灣問題上均維持“戰略模糊”政策，即在是否軍事介入台海衝突問題上保持刻意模糊，以同時威懾中國大陸的“武統”意圖與台灣的“法理台獨”衝動。〔19〕然而，特朗普第一任期（2017－2021）通過高頻次、大規模對台軍售與高層互訪提升美台關係實質水平，已顯現出突破這一傳統的跡象。2025年特朗普重返執政後，其對台政策在繼承第一任期遺產的基礎上，呈現出顯著的“交易型現實主義”特徵，在延續對華戰略競爭框架的同時，更加強調成本收益核算與戰略模糊性。這實則反映了特朗普政府在“美國優先”理念下對台海政策的重新校準。拜登政府時期，曾在多個場合清晰表態，一旦台海地區發生軍事衝突，美國將軍事“協防”台灣，〔20〕這意味著其台海政策出現明顯的“清晰化”。特朗普再次執政後，這一態勢發生明顯改變，其對台灣安全承諾的清晰度顯著降低，呈現出“戰略模糊2.0”特徵。特朗普第二任期以來，美國台海政策明顯從拜登的“戰略清晰”向“戰略模糊”回調，但這種回調並非簡單的政策倒退，而是基於實力政治計算的模糊升級。傳統戰略模糊的核心是“是否介入”的不確定性，而特朗普政府的“模糊2.0”聚焦於“介入的條件與成本”的不確定性。這種“戰略模糊”的升級具有雙重功能：對內，它為特朗普政府保留了政策靈活性，可根據中美經貿談判、國內選舉週期（如2026年中期選舉）隨時調整對台政策；對外，它向兩岸同時釋放矛盾信號——對大陸暗示“美國不會支持台獨”，對台灣暗示“不增加軍費將失去保護”，從而雙向施壓以獲取更大戰略利益。
第三，對台軍事支持從無償軍援轉向強迫軍購。1982年美國政府在中美《八·一七公報》中明確承諾，美國“準備逐步減少對台灣的武器出售，並經過一段時間導致最後的解決”。但此後的事實表明美國背棄承諾，不僅擴大對台軍售的數量，而且不斷提高出售武器的性能。特朗普第一任期，美國不斷加速武裝台灣的進程，隨後的拜登政府延續這一政策並有所突破。2022年底簽署的“2023財年國防授權法”首次授權美國政府在五年內每年向台灣提供20億美元的軍事“援助”，這是1979年美台“斷交”、撤軍後美國首次向台灣當局提供軍援，使美國完成了從對台軍售走向對台軍援的歷史性跨越，〔21〕標誌著美台軍事關係從商業性軍售向準盟友式安全援助的實質性升級。不同於拜登政府，特朗普第二任期的台海政策突出和強調“美國優先”原則，新版國安報告明確將“責任分擔與責任轉移”列為優先事項，拒絕盟友“搭便車”行為。在此原則指導下，特朗普政府暫停了拜登時期啟動的對台軍援項目，轉而施壓台灣擴大軍購規模並提高防衛開支的GDP占比。從拜登政府到特朗普政府，美國對台軍事支持的力度並未減弱，但方式發生了重大轉變：拜登時期從有償軍售走向無償軍援，彰顯美國對台灣的安全承諾，向中國大陸發出“明確威懾信號”；特朗普第二任期則回歸有償軍售，同時不僅要求台灣自費購買武器，還要大幅增加自我防衛開支。這一轉變意味著，在特朗普本人的認知中，台灣從美國的“戰略資產”降格為可供榨取的“交易對象”，其安全保障不再被視為美國的責任，而是需要台灣“付費”換取的服務。
第四，在美台貿易上從互利合作轉向單向索取。拜登政府頗為重視與台灣的經貿關係，通過“美台21世紀貿易倡議”推動雙邊經貿合作制度化、機制化，2023年6月簽署首批協議，涵蓋貿易便捷化、通關流程簡單化等內容，旨在深化美台經濟聯繫。然而，特朗普再次執政後的貿易政策，其重要出發點是以關稅為主要手段重塑對外貿易體系，推動製造業重建和回流。美台經貿關係也從互利合作轉為單向壓榨。一年來，特朗普政府接連實施對貿易夥伴鋼鋁、汽車進口加徵關稅，並對全球貿易夥伴濫徵所謂“對等關稅”，台灣亦未能倖免。〔22〕在關稅高壓下，台灣當局被迫與美方展開談判並達成貿易協議，承諾向美國直接投資2500億美元，用於擴大在高端半導體、能源和人工智能領域的業務；同時台灣還要提供2500億美元的信貸擔保，以支持美國半導體供應鏈建設。作為交換，美國將對台灣進口商品的關稅從20%降至15%，並對在美增加投資的台灣芯片公司予以關稅豁免。〔23〕由此可見，拜登政府與特朗普政府對台灣經濟價值的認知存在重大分歧：前者將台灣視為重要貿易夥伴，通過“美台21世紀貿易倡議”等制度機制推動美台經貿合作進一步深化；而後者公開指責台灣“竊取”了美國的半導體產業，因而以關稅為武器攫取台灣的經濟利益。所謂“美台關稅協議”，不過是美國以高關稅為手段對台灣實施經濟掠奪的遮羞布，是一場對台灣產業進行“吸血式”的打劫。這不僅暴露出“美國優先”的利己本性，更暴露出美國將台灣視為棋子、予取予求的霸權邏輯。
綜上，特朗普第二任期的台海政策，是“美國優先”理念在台灣問題上的具體投射，其核心特徵可概括為“軍售升級、承諾降級、成本外溢”。這一政策既非簡單的“棄台”，亦非無條件的“保台”，而是將台灣轉化為“可消耗的戰略資產”——通過武裝台灣增加大陸統一成本，通過模糊承諾規避美國戰略風險，通過經濟掠奪獲取巨額利益。
需要強調的是，特朗普第二任期台海政策的調整，主要是手段和策略方面的調整，而非戰略方向的轉變。儘管特朗普政府推行全球戰略收縮，但其意圖在於以退為進，通過收縮部分地區的直接介入，騰出更多戰略資源，以更有力地支撐其印太戰略的落實，從而更有效地開展對華戰略競爭。從新版國安報告來看，特朗普政府繼續強調“第一島鏈”的地緣價值，並突出台灣在其中的戰略位置。由此觀察，儘管特朗普本人在某些場合發表的個別言論，表面上呈現出某種“棄台”意味，但不宜對之進行孤立解讀，而應結合特朗普政府後續政策實踐加以考察。從目前情況看，特朗普含有“棄台”意味的個別言論並未轉化為實質性的政策調整，美國“以台制華”的台海政策主軸並未改變，特朗普台海政策的交易性指向更多是針對台灣當局，即要求台灣向美國付出更多實際利益以換取安全保護。僅憑個別言論即斷言特朗普政府會“棄台”或“賣台”尚缺乏充分依據。至少到目前為止，尚無確切跡象表明美國有“棄台”的打算。
三、特朗普第二任期美國台海政策調整的動因分析
相較於特朗普第二任期台海政策的延續性，政策的變動性更受國際社會和兩岸各界關注。造成上述特朗普政府台海政策調整的原因，可從國際、國內與個人三個層次加以分析。需要說明的是，這三個層次劃分並非依據行為主體，而是從問題分析視角，分別考察國際格局、國內政治與領導人個人特質三重因素如何作用於當前美國台海政策的調整。
（一）國際因素
第一，國際力量格局的演變。隨著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國際力量對比正在發生深刻變化，美國在全球格局中的主導地位日益削弱，尤其在西太平洋地區，中國軍事現代化的快速推進使美國第一島鏈的傳統軍事優勢受到挑戰。這一結構性變化深刻影響著美國對介入台海衝突的成本與風險的戰略評估。其一，隨著中國綜合國力的顯著提升，尤其是經濟體量、軍事能力與科技實力的持續增長，美國意識到與中國發生正面軍事衝突的代價將難以承受。其二，中國在涉及核心利益問題上堅持原則、敢於鬥爭的一貫立場，使美國認識到在台灣問題上“硬碰硬”難以奏效。這些因素共同促使美國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中國崛起的現實。目前中美戰略競爭進入相持階段，中國在塑造雙邊關係走向中的主動性有所增強。對美國而言，長期競爭、管控危機、避免衝突，可能成為未來一個時期對華戰略競爭的主軸。在此背景下，特朗普政府刻意迴避對台防衛的承諾，既是對國際力量格局變化的被動適應，也是其重新評估成本收益後的主動選擇。
第二，國際規範約束的弱化。冷戰結束後，以美國為主導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在全球範圍內迅速擴展，通過國際制度、多邊機制與規範體系對各國施加制度化約束和社會化影響，全球化浪潮也在這一秩序框架下快速推進。在這一秩序框架下，美國的台海政策雖以自身利益為根本出發點，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國際規範的約束，需要顧及盟友觀感與國際輿論。然而，進入21世紀以來，美國在海外反恐戰爭的巨大消耗，〔24〕以及美國實力的相對衰弱，使得美國維護這一秩序的能力均有所下降，特朗普的兩次執政對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衝擊尤為劇烈。特朗普政府“規則意識”淡薄，無視國際制度的規範和約束，頻繁違反簽署的國際協定，在國際組織之外開展單邊行動。面對特朗普政府在國際上發動的關稅戰，世界貿易組織基本起不到多少制衡作用。特朗普政府對格陵蘭島、加拿大的政策和言論，完全與自由主義國際秩序基本原則、基本精神背道而馳，而面對特朗普政府採取的一系列霸凌行徑，其他國家很難利用國際制度與規則來約束美國的行為、有效維護自身利益。〔25〕國際秩序規範基礎的鬆動深刻影響著美國台海政策的基本取向。當美國自身不再受制於國際規則時，其在台海問題上的政策選擇也會更加“靈活”，交易化與機會主義傾向更為明顯。特朗普台海政策調整，也是在這一國際規範體系弱化背景下的產物。
（二）國內因素
第一，美國內部經濟社會矛盾的加劇。特朗普政府台海政策調整的深層動因，與現階段美國面臨的經濟社會困境密切相關。自里根政府以來，美國形成了信仰“小政府、大市場”的經濟哲學，在經濟“脫實向虛”政策的導向下，美國製造業空心化問題日益突出，國內貧富分化持續加劇，中產階級規模日益萎縮，社會流動性顯著下降，由此催生了大批美國民眾對美國衰落的認知。〔26〕此外，移民問題、種族矛盾、文化衝突等議題持續發酵，美國社會的撕裂程度不斷加大。在此背景下，美國民眾對軍事干預外國事務的支持度明顯下降，越來越多的民眾傾向於將國內議題置於外交事務之上，對美國政府在海外投入大量資源持反對態度，民眾對建制派精英的政策話語愈發反感，對其構建的全球化敘事體系的認同持續走低，特朗普政府敏銳捕捉到這一社會情緒的轉變，其“美國優先”的政策路線正是對這一民意結構變化的回應。在台灣問題上，這意味著美國民眾對“為台灣而戰”的意願有限，特朗普政府順應這一民意，將台灣問題置於內政議程之後，並試圖通過要求台灣支付更多“保護費”來回應國內民眾對盟友“搭便車”現象的不滿。因此，美國國內經濟社會問題的加劇，使美國難以承擔高成本的海外安全承諾，同時，由經濟社會問題帶來的民意變化，通過民意傳導機制，在一定程度上形塑了政府的外交決策空間，這構成特朗普政府台海政策淡化意識形態色彩、轉向現實主義考量的重要內因。
第二，美國國內政治思潮的保守化。冷戰結束以來，自由主義和全球主義力量長期主導著美國的內外政策議程，推動美國深度介入國際事務、承擔全球領導責任。然而，隨著美國國內“新右翼”勢力的迅速壯大，民族主義與保守主義力量開始深刻重塑美國的對外政策。“新右翼”對外政策的核心主張是戰略收縮與“國內優先”，反對美國繼續充當“世界警察”，主張將有限資源集中於國內建設。這一政治思潮在台海政策上具體表現為：一是要求台灣在短期內大幅提高防衛開支和能力建設，以“自衛”代替“他衛”；二是全面服務於“美國優先”。〔27〕台灣的戰略價值不再被視為理所應當，而須在成本收益的計算中接受檢驗，台灣若想繼續成為美國的優先事項，就必須展現出足夠的自身價值，不能想當然地認為美國會因歷史或傳統原因而提供保護。〔28〕美國國內政治思潮保守化傾向，使“棄台論”在政策辯論中的聲量有所上升，儘管這並不意味著“棄台”在近期內將成為現實政策選項，但這也為特朗普政府台海政策的交易化取向提供了意識形態支撐。
（三）個人因素
第一，特朗普對台灣價值的認知。當前共和黨在參眾兩院均佔據多數席位，特朗普也已完成對共和黨內的全面整合，其個人政策偏好能夠更直接地主導政府決策，這意味著特朗普本人對台海政策的取向將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美國台海政策的實際走向。特朗普台海政策的交易化取向，與其本人對台灣問題的獨特認知密切相關。特朗普對台灣缺乏情感投射，並不將台灣視為美國必須捍衛的“民主前哨”。在特朗普的認知中，台灣問題首先是一個可資利用的“籌碼”，而非不可退讓的原則問題。從特朗普政府的政治議程排序上看，在《2024年共和黨黨綱》列出的20項議程中，絕大多數都旨在解決美國的內政事務，如前五項議程分別為打擊非法移民、開展驅逐行動、結束通貨膨脹、重振美國作為世界能源生產主導國、恢復美國製造業超級大國地位等，外交事務在這一議程中位置比較靠後。從特朗普政府一年來推進的政策議程看，其外交層面的優先議程集中在俄烏衝突、西半球問題以及格陵蘭島，台灣問題並不在特朗普優先解決的政策議程之中。更為關鍵的是，特朗普本人衹是將台灣問題視為一個與中國大陸和台灣當局進行博弈的“籌碼”，並非意在實質性地“保護台灣”。在特朗普看來，美國處理台灣問題的方式與先前“承諾”和形象並無必然聯繫，其更多地將台灣問題視為對華戰略競爭的戰略工具，以及向台灣當局“要價”的籌碼。換言之，他並不想與中國在台灣問題上發生直接軍事衝突。〔29〕
第二，特朗普交易思維的驅動。特朗普的商人背景與個人特質深刻塑造了其處理國際事務的方式。與職業政治家不同，特朗普習慣於以交易思維看待國際關係，將外交視為一系列可以討價還價的“生意”。在這一思維模式下，原則、承諾、同盟關係等傳統外交要素都被看作可交易的籌碼，政策的目標不是維護抽象的價值或秩序，而是獲取具體的利益回報。這種交易性思維體現在其台海政策上，就是對中國大陸和台灣兩邊施壓，試圖兩頭獲利。一方面，放話威懾、嚇阻中國大陸採取非和平方式解決台灣問題；另一方面向台灣施壓，要求其大幅提高防務預算，向美國支付更多“保護費”，將半導體的先進製程遷往美國。特朗普曾將台灣比喻為“筆尖”，將中國大陸比喻為“堅毅桌”，〔30〕這表明台灣在特朗普的政策邏輯中並不具有重要價值。受交易型現實主義思維的支配，特朗普政府的台海政策具有高度的不確定性與機會主義特徵，也使台灣民進黨當局“倚美謀獨”的如意算盤面臨“釜底抽薪”般的打擊。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國際、國內和個人三個層次對政策調整的影響並非均衡。個人層次在推動台海政策“交易化”取向方面發揮著更直接的作用。國內層次經濟社會問題加劇以及保守主義思潮興起，成為“美國優先”原則的重要起因。國際層次的影響則更為複雜，針對如何推動對華戰略競爭，存在兩種觀點：一種觀點視台灣為第一島鏈“拒止—威懾”戰略的關鍵節點，主張鞏固對台安全承諾以強化對華競爭態勢；另一種觀點則認為台灣正從“戰略資產”轉化為“戰略風險點”，加之台灣是中國的核心利益而非美國的核心利益，為此捲入台海戰爭代價過高。三重因素相互疊加，共同推動了特朗普第二任期台海政策的調整。
四、特朗普第二任期台海政策調整對兩岸關係的影響
就特朗普再次執政一年來的台海政策實踐、新版國安報告的相關論述以及特朗普本人在公開場合的多次表態而言，特朗普政府的台海政策呈現出若干值得關注的新變化、新特徵。當然，這些政策調整能否持續，以及影響如何，仍有待進一步觀察。但就當前這些變化而言，其對兩岸關係的影響是深刻的、多方面的。
第一，迫使台灣更深嵌入美國對華戰略佈局。長期以來，美國對台安全承諾構成台灣當局抗拒大陸統一的核心外部依託。拜登多次在公開場合表示，一旦台海地區發生衝突，美國將武力“保衛台灣”，這種清晰表態為台灣當局提供了明確的預期，也使其在“倚美謀獨”道路上有恃無恐。特朗普則不然，其拒絕給予台灣當局明確的安全承諾，轉而以交易思維重新界定美台關係，強調台灣必須付出更多實際利益以換取美國的安全保護。例如，前述1月8日特朗普關於涉台的新表態，未必意味著美國將真正“棄台”，更可能是一種施壓策略，即通過顯示美國有“棄台”動向，讓台灣社會產生危機感，進而迫使台灣當局及藍白等在野勢力在軍購案等議題上更加配合美國的要求。故而，特朗普第二任期台海政策的調整，非但沒有削弱台灣對美國的依賴，反而可能產生相反的效果：台灣當局為爭取美國的支持，將被迫在更多議題上配合美國的要求，投入更多資源強化美台關係，從而更深地嵌入美國對華遏制的整體戰略佈局。
第二，加劇了台海地區的軍事競爭和對抗。特朗普第二任期對台軍售政策的調整具有“雙向激化”效應。一方面，超110億美元對台軍售案中的“海馬斯”火箭炮、無人機系統等裝備，在一定程度上會提升台軍所謂“反介入／區域拒止”能力，使大陸對台灣採取軍事行動時面臨著更複雜的火力威脅。台軍“海馬斯”系統規模將達100餘套，僅次於美軍，理論上可對大陸沿海目標構成精確打擊能力。另一方面，這種對台軍售的升級引發大陸更為強硬的反制。2025年12月，針對超110億美元軍售案，中方依據《反外國制裁法》對20家美國軍工企業及10名高管人員實施全面制裁，凍結其在華資產、禁止與其交易合作。這是近年來中國大陸針對美國對台軍售行為而採取的規模最大、力度最強的反制行動。同時，解放軍舉行“正義使命—2025”軍事演習，展示了對台灣封控、打擊能力的實戰化提升。
第三，加劇台海局勢走向的不確定性。在國際社會中，政策的可預期性是維持地區穩定的重要前提。當各方對彼此的行為邏輯和政策底線有清晰認知時，誤判的空間就相應縮小；反之，當政策信號趨於模糊甚至相互矛盾時，誤判風險便隨之上升。特朗普本人雖未對台灣作出明確的安全承諾，但亦從未公開表示堅決反對“台獨”的立場。綜合特朗普第二任期一年來的政策實踐，一方面，美國台海政策強調“維持現狀”、危機管控、避戰向和；另一方面，美國並未從印太地區真正抽身，衹是改變了介入方式。特朗普政府的“戰略模糊”降低了台灣對美軍介入的預期，可能促使台灣內部出現“急獨”或“懼戰”兩種極端反應：前者試圖在美軍尚具優勢時“速戰速決”，後者則因安全感缺失而尋求與大陸的“政治妥協”，這兩種傾向都會增加兩岸關係的不可預測性。對兩岸關係而言，特朗普政府的台海政策製造了“高風險均衡”。從短期看，美台軍事合作的深化與大陸反制措施的升級形成“安全困境”，台海緊張局勢呈現“螺旋式攀升”；從長期看，特朗普的“交易型”現實主義姿態可能削弱台灣對美國的戰略信任，或為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創造潛在空間，但也可能會刺激“台獨”勢力的“末日狂奔”，增加意外衝突的風險。
第四，提升台灣社會“疑美論”的聲量。特朗普政府台海政策的“交易化”傾向，以及其關於 “台灣搶走美國芯片產業”“保險公司論”以及“如何處理台灣問題取決於中方”“中方認為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所以中方要怎麼做，是中方的自由”等言論，使得“疑美論”在島內持續發酵，大批台灣民眾質疑美國的可靠性。這種社會心理層面的變化，一方面侵蝕民進黨“台獨”路線的民意根基，另一方面推動部分民眾重新審視兩岸和平的珍貴。誠然，這種動搖效應的實際效果不應被過度高估，美國“以台制華”的戰略主軸並未發生根本改變，美國對台灣的支持依然會繼續，對華遏制在美國國內也擁有廣泛的民意基礎。因此，不應將特朗普政府台海政策的調整簡單地解讀為美國將要“放棄”台灣，觀察政策調整的實際影響仍需結合美國國內政治生態、政策執行成效以及領導人執政方式加以審視。然而，在國際政治中，信號的釋放與解讀本身即具有獨立意義，當特朗普反復釋放弱化對台安全承諾的信號時，無論其真實政策意圖為何，這種信號都會對各方認知和行動產生實際影響，台灣當局推進“台獨”路線的壓力必然會進一步增大。這一調整進而對兩岸關係會產生重要影響——既重塑台灣社會的安全預期，也迫使大陸方面對反制策略作出調整。
第五，加劇賴清德當局內外交困的局面。特朗普政府台海政策的調整，不僅衝擊了賴清德當局的對外佈局，更在島內引發一系列連鎖反應，使其面臨“外部空間收縮、內部裂痕加劇”的困境。對外而言，受美國政策調整和國際環境變化的影響，賴清德當局所謂“固邦”計劃正面臨巨大的不確定性。特朗普政府對傳統盟友關係的輕視削弱了美國協調盟友介入台海事務的意願與能力，賴清德當局試圖借助美國盟伴體系推動台灣問題“國際化”的努力難以獲得有效支持，賴清德當局的對外活動空間進一步壓縮，對美關係更易受制於經貿和地緣議題。特朗普政府的台海政策對台灣形成“雙向擠壓”。在對外維度，台積電等核心產業被迫赴美投資，導致台灣面臨“產業空心化”風險；在對內維度，防務預算的激增（目標占GDP 3%以上）將擠壓民生與經濟建設的資源投入。這種雙重擠壓使台灣經濟民生發展將受到極大衝擊。面對美國施壓，賴清德當局無計可施，招致社會民眾的嚴重不滿，進而侵蝕其執政根基。在野的國民黨與民眾黨藉此攻擊民進黨當局的“親美”路線，質疑其將台灣安全與經濟利益完全寄託於美國的做法，進而朝野矛盾持續激化。由於內外因素的疊加作用，賴清德當局正陷入“外無可靠倚仗、內缺穩固民意”的困局，其“倚美謀獨”路線的可持續性面臨嚴峻考驗。
此外，特朗普的“交易型”現實主義姿態加劇了台灣社會的朝野對立。民進黨當局雖對美國的軍售案表示“感謝”，但台灣社會普遍質疑“花費鉅資軍購”的合理性。這種“安全依賴”與“被拋棄焦慮”的並存，正在重塑台灣社會的身份認同。特朗普政府關於“保護費”的話語和軍購壓力，也加劇了台灣朝野在防務預算問題上的對立。2025年初，國民黨與民眾黨聯手刪減民進黨當局編列的防務特別預算，導致台灣軍購案在立法機關受阻。特朗普政府直接施壓台灣在野黨，被輿論批評為“干涉台灣內政”，反而激化了台灣社會的反美情緒。
結語
特朗普政府在台海問題上的立場有所軟化，美國協調盟友介入台海衝突的能力也有所削弱，〔31〕這在客觀上有利於中國大陸推進國家統一進程。但是，“挺獨”與“阻統”仍是特朗普政府台海政策的重點，其還試圖通過重振軍備，強化與盟友“集體防禦”機制來維持對華威懾、阻撓中國解決台灣問題。從短期看，美國的這一戰略基調不會改變。對此，中國大陸必須保持清醒的認識，做好應對美國持續干預台海事務的充分準備。具體說來，應從以下三個層面統籌謀劃，積極應對。在戰略層面，中國大陸應保持戰略定力，準確把握中美戰略競爭的長期性、複雜性特徵，將解決台灣問題、實現國家統一置於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中通盤考量，主動設置議程，協調相關力量。國家統一契機一旦出現，應果斷乘勢而上，但若條件不成熟，亦不宜盲動冒進。在戰術層面，面對特朗普的強勢回歸及未來台海局勢的不確定性，中國大陸必須以底線思維與極限思維審慎應對，既要認清風險挑戰，也要善於把握機遇窗口。在對美鬥爭層面，堅守底線、寸步不讓，同時保持必要的戰略溝通渠道，防止誤判。與此同時，應積極爭取國際社會對一個中國原則的支持，爭取更多國家支持中國統一事業，反對美台軍事勾連及其對地區總體形勢的破壞，廣交朋友，瓦解美國構建的涉台小圈子，削弱外部勢力干預台海事務的能力。
基金項目：本文係中國人民大學科學研究基金項目（美國及中美問題研究專項，20210426）“美國台海政策走向與我方應對策略研究”的階段性成果。
注釋：
〔1〕刁大明：《從1.0到2.0：特朗普政府對華安全戰略的延續與政策變化》，載《國際安全研究》2025年第1期，第108頁。
〔2〕汪曙申：《特朗普2.0時期美國涉台政策展望》，載《台灣研究》2025年第1期，第21頁。
〔3〕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November 2025， p.23，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5／12／2025－National－Security－Strategy.pdf.
〔4〕同〔3〕， p.19。
〔5〕〔9〕同〔3〕， p.24。
〔6〕信強、刁國軒：《“美國優先”：特朗普第二任期美台安全關係走向芻議》，載《台灣研究》2025年第1期，第11頁。
〔7〕拜登任期（2021年1月20日至2025年1月20日）對台軍售金額總計為83.77億美元。數據來源：Taiwan Arms Sales Notified to Congress 1990－2024， US－Taiwan Business Council， https：／／www.ustaiwandefense.com／taiwan－arms－sales－notified－to－congress－1990－2024／。
〔8〕US announces ＄11 billion arms package for Taiwan， largest ever， Reuters， December 19， 2025. https：／／www.reuters.com／world／china／taiwan－says－us－has－initiated－111－billion－arms－sale－procedure－2025－12－18／.
〔10〕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2026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January 23， 2026， p.18， https：／／media.defense.gov／2026／Jan／23／2003864773／－1／－1／0／2026－NATIONAL－DEFENSE－STRATEGY.PDF.
〔11〕李月、陳沁歌：《美國半導體產業政策與供應鏈“去台化”趨勢》，載《中國評論》2025年11月號，第14頁。
〔12〕李巍、李璵譯：《當超級企業遭遇地緣政治——中美戰略競爭中的台積電》，載《國際展望》2024年第5期，第22頁。
〔13〕TSMC Intends to Expand Its Invest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to US＄165 Billion to Power the Future of AI， TSMC Press Release， March 4， 2025， https：／／pr.tsmc.com／english／news／3210.
〔14〕Pax Silica， U.S. Department of State， December 2025， https：／／www.state.gov／pax－silica.
〔15〕倪峰：《美國國家安全戰略的變與不變》，載《求是》2026年第2期，第68頁。
〔16〕韋宗友：《美國印太安全佈局研究》，復旦大學出版社2021年版，第69頁。
〔17〕陳積敏、王寅鴿、張高勝：《特朗普第二任期美國國家安全戰略的轉向及影響初探》，載《和平與發展》2025年第6期，第5頁。
〔18〕同〔10〕， p.10。
〔19〕Richard C. Bush， Untying the Knot：Making Peace in the Taiwan Strait，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05， pp.245－265.
〔20〕Dean P. Chen， What to Make of Biden＇s Latest Promise to Defend Taiwan， The Diplomat， June 7， 2024， https：／／thediplomat.com／2024／06／what－to－make－of－bidens－latest－promise－to－defend－taiwan／.
〔21〕陳藝元：《拜登政府對台軍售政策的變化與動因》，載《和平與發展》2023年第5期，第152頁。
〔22〕參見張冠華：《特朗普2.0貿易政策與台灣經濟發展路徑的選擇》，載《台灣研究》2025年第2期，第43頁。
〔23〕Fact Sheet：Restoring American Semiconductor Manufacturing Leadership Through an Agreement on Trade ＆ Investment with Taiwan， 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January 15， 2026， https：／／www.commerce.gov／news／fact－sheets／2026／01／fact－sheet－restoring－american－semiconductor－manufacturing－leadership.
〔24〕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百年變局與國家安全》，時事出版社2021年版，第187頁。
〔25〕周方銀：《美國戰略收縮與國際秩序的演變》，載《外交評論》2025年第5期，第45－46頁。
〔26〕趙明昊：《戰略克制：新型中美關係的構建》，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42頁。
〔27〕袁征、關成龍：《美國戰略界新一輪“棄台論”的興起及影響》，載《台海研究》2025年第4期，第19頁。
〔28〕Alexander B. Gray， America’s Support for Taiwan Is at a Critical Juncture， The Diplomat， August 16， 2025， https：／／thediplomat.com／2025／08／americas－support－for－taiwan－is－at－a－critical－juncture／.
〔29〕周文星、黃淑婭：《論特朗普新政府對台海局勢影響的有限性》，載《台海研究》2024年第4期，第47頁。
〔30〕美國前國家安全顧問博爾頓在其新書《事發之室：白宮回憶錄》（The Room Where It Happened：A White House Memoir）中披露，特朗普曾在白宮橢圓辦公室拿著麥克筆，指著筆尖說“這是台灣”，然後指著名為“堅毅”（Resolute）的大型辦公桌說“這是中國（大陸）”，在他眼裡的兩岸實力和大小，有著天壤之別。
〔31〕吳心伯：《美國亞太戰略演變與地區安全格局走向》，載《世界經濟與政治》2025年第9期，第22頁。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26年3月號，總第339期，P4－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