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04-01 16:06:22

　　中評社╱題：論吳石對台灣光復與國家治理的貢獻　作者：羅炎成（漳州），閩南師範大學副教授、兩岸一家親研究院特約研究員

　　【摘要】隨著吳石為祖國完全統一壯烈犧牲的事蹟被陸續披露，吳石卓越的軍事才能、對抗日戰爭與台灣光復的貢獻被世人廣泛知曉。除了媒體、學界目前高度關注的吳石諜報生涯與經歷外，本文主要從三個方面梳理吳石對台灣的關切、對台灣光復及光復後國家有效治理所作的貢獻，進而更全面地呈現吳石波瀾壯闊的一生、高尚的品格以及卓越的貢獻。吳石每一次重大選擇背後，是對閩台家鄉的深情眷戀，對國家前途命運、安危繫於一身的擔當與奉獻。

　　一、問題的緣起

　　（一）傳記與史料彙編具奠基性價值，但仍需進一步深化

　　近期，以真實人物吳石等烈士事蹟為背景的《沉默的榮耀》電視連續劇在央視播出，吳石等一批為祖國完全統一壯烈犧牲於台灣的英烈事蹟被億萬民眾所知悉，在海峽兩岸觸發了持續的追捧熱潮。學界對吳石的研究也日益深入，但學界對吳石豐富人生經歷、社會關係、軍事思想、文藝才華、抗日貢獻等方面的研究,處於亟須系統深入研究的階段。

　　從吳石與台灣光復這一視角看，比較全面介紹吳石與台灣關係的著作，主要為回憶錄、傳記及吳石遺墨三大類。諸如鄭立先生編寫的《冷月無聲：吳石傳》，其中有一節為《把台灣帶回家》〔1〕。鄭立先生陸續發表《吳石若干史實考》〔2〕《碧血丹心——記犧牲在台灣的傳奇英雄吳石》〔3〕等文章，對吳石與台灣關係有不同角度的展開。不過鄭立對吳石收集包括台灣地區和日本軍事、政治、經濟情報，對吳石在台灣光復及光復後善後“二二八”事件等方面的介紹比較簡單。

　　許峰先生著《龍潭奮飛：吳仲禧傳》，其中一節為《吳石共事》〔4〕，基本是吳仲禧先生對吳石的回憶內容，諸如《回憶吳石烈士》等著作〔5〕，還有廣東省政協和文史資料委員會編《深潛龍潭老將軍——吳仲禧紀念文集》〔6〕。《吳石將軍英魂略》是由政協福州郊區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及螺州鎮人民政府編著〔7〕，該書收錄了吳石在獄中的遺書、手跡、著述部分文章及劉通、吳仲禧、柯玉錡、林玉岡、林國欽、王國強等好友、同事、下屬的回憶文章，這些論著從不同角度展現吳石的精神與思想品格。

　　（二）原始文獻與專題研究存在結構性缺失

　　目前，在國內抗日戰爭史料庫、知網等論文數據庫裡，直接有關吳石與台灣的論文比較少。高錦利主編的《吳石遺墨》〔8〕，收集了吳石大部分的著述、自傳以及友人、後人的回憶錄，但遺漏了1944年刊發在《東南海》創刊號上關於“閩台協會”且吳石為發起人的重要史料，以及一些吳石在抗戰期間發表的文章、創辦刊物的序言等。有關吳石將軍於1947年3月跟隨白崇禧赴台善後“二二八”事件的相關史料、照片，對研究吳石將軍在台灣光復後所作的特殊貢獻有很大的助益。《關鍵十六天：白崇禧將軍與二二八》（白先勇、廖彥博著）重點是研究白崇禧，其中一些照片明顯有吳石將軍的身影，但作者並沒有特別注釋，對吳石的作用也沒有做系統研究〔9〕。

　　（三）核心問題的浮現

　　上述成果雖構建了吳石生平的基本框架，但存在三重盲區：一是史料挖掘不足。涉及台灣光復決策的情報分析（如軍事譯著《兵學辭典粹編》《戰術講話》）、治理實踐（如主編《國防研究》創刊詞及政論文章）未被系統整合。二是事件關聯斷裂。吳石在“二二八”事件善後中的具體角色、與蔣介石當局的互動博弈缺乏實證。三是戰略價值遮蔽。其閩台地緣視野（見《津浦線戰績》《警察學綱要》等著述）如何轉化為國家治理方略，尚未形成有效闡釋路徑。

　　（四）本文的創新點

　　除筆者根據已出版的上述吳石史料外，還從國家圖書館、中國社會科學院抗日戰爭史料庫、香港公共圖書館數字報刊資料等館藏圖書資料，重新搜索吳石資料，梳理吳石對台灣問題的關切以及對台灣光復與光復後善後“二二八”事件的特殊貢獻。筆者認為，研究吳石，必須儘量閱讀他的原文原著，如1930-40年代吳石著述或翻譯的《兵學辭典粹編》《戰術講話》《警察學綱要》《聯合國組織及其動態》《津浦線戰績》,一直是業界推薦閱讀的教材。他在《史政季刊》《國防研究》等創刊號（吳石為主編）發表創刊詞、戰時軍事經濟等研究分析文章，以及從《同仇彙刊》《天文臺》《時論叢刊》等擲地有聲的抗戰文章，可以看到他嚴謹細緻，善於透過現象找到事物本質，善於捕捉未來動向，及時向最高決策層提供對策建議的智慧。他在陸軍大學任職時編寫了教材，擔任史政局局長時長期負責整理抗日戰爭文獻、總結戰爭經驗得失的工作，至今依然對應對戰爭、防範戰爭具有重要價值。

　　為了更好梳理吳石對台灣光復的貢獻，本文重點解構三大問題：一是吳石抗戰期間收集包括台灣地區和日本在內的軍事、經濟等動向；二是1944年5月籌建閩台協會，為收復台灣後的治理作準備；三是1947年3月協助白崇禧善後“二二八”事件。由此還原一位融貫鄉土情懷、民族大義於國家統一實踐的情深意重、憂國憂民、立志報國的愛國將士、民族英烈的吳石形象，完善台灣光復史研究體系。

　　二、吳石從關切到行動：為台灣光復及治理作人才與知識儲備

　　吳石與台灣光復之關聯，是目前學界很少關注的領域。廈門大學李祖基在文章中有較為簡單的介紹，提到吳石在廣西創建“閩台協會”〔10〕。其實關於吳石對台灣光復的貢獻，除了“閩台協會”外，還做了其他有益的工作，旨在為抗戰勝利後的台灣治理做人力與知識上的準備。吳石主要貢獻如下：

　　（一）關注被日本殖民統治下的台灣軍事和經濟情況

　　吳石對台灣的關切是從研究日本軍情開始。被日本殖民的台灣自然納入他研究的對象。在吳石譯述的《警察學綱要》（日本松井茂著）第七章中關於日本警士沿革與警察官人數介紹，其中涉及台灣：“日本全國警士人數，內地總數約5.8萬人（1932年12月調查）。朝鮮約1.8萬人，台灣9000人，關東州5000人，庫頁、南洋委任統治地合計，約9萬人以上”〔11〕。在第十九章講到國民警察教育時，吳石提到台灣之保甲制度〔12〕。

　　1942年12月15日，吳石在《國防研究》創刊號（吳石擔任主編）上發表的《今此大戰各國戰時經濟概述》中提到日本在中國發行日本國債、進行戰爭掠奪的情況：“就倭寇而言，倭原為經濟上先天不足、後天失調的國家，其對外冒險發動侵略戰爭，無非欲求經濟問題之解決，結果反因戰爭之消耗，而損害其固有之經濟現狀，致危機愈陷愈深。……戰前倭公債不過90萬萬日元，去年冬因太平洋戰爭臨時議會通過66萬日元，今年度公債亦達140萬萬日元之巨。據統計，倭公債已逾400萬萬日元，其通貨發行額至1940年夏，大藏省公佈發行紙幣39.62萬萬日元，連朝鮮、台灣地區、偽聯銀、偽蒙疆及軍票，達80萬萬元之多……”〔13〕吳石敏銳地觀察到日本金融政策的變化及對包括台灣在內的金融掠奪與經濟破壞。

　　1943年，吳石進一步關注到日本行政改革、擴大設立“大東亞省”所展現的強烈領土與統治的野心與企圖心。“自‘九一八’事變以來，倭少壯軍人，不特以擾亂國際秩序為能事，且以糾擾國內行政為職志。考其過程，可視為統一侵略意志，而加強侵略機構。前者為對內的，後者為對外的。”“今年1月下旬，七十九屆議會關於東亞侵略之中心議題，亦有調整統一東亞地區現有機關之討論……最後作為《大東亞省設置要綱》，遂決定‘大東亞省’之設置。”“單純外交事務仍歸外務省管轄。”“由是可知：大東亞省非外務省的機關而為拓務省的機關，且變拓務省所管轄朝鮮、中國台灣、庫頁島之範圍，而統轄大東亞地區，即變更原來屬地之朝鮮、台灣、庫頁島為其國內領土，而以大東亞地區各國為其殖民地也……”“大東亞省成立後……開始運用其機構，實施其對殖民地化大東亞各地，與奴化東亞各國民，企圖儘量掠奪物資之侵略政策。我同盟友邦尤以吾人對此不能不予以深切注意，而亟圖摧毀倭寇之陰謀於初萌，是亦爭取最後勝利應著眼之要點也。”〔14〕

　　（二）參與被捕的“台灣人日本兵”政治爭取工作

　　隨著日本對華侵略戰場擴張到東南亞、太平洋地區，日軍傷亡日重，故向佔領、殖民地區徵兵，致使一部分台灣人也加入日軍的行列，有的被派往中國大陸擔任“監督勞工”（“軍夫或軍屬”），有的被派往菲律賓、印尼等國家，這些如今通稱為“台籍日本兵”，即替日本侵略軍服務、賣命，參與了日本帝國主義對外侵略戰爭，犯下不可脫逃的戰爭罪行，汪毅夫先生指出，這些“台籍日本兵”“開門揖盜、附敵幫兇和認賊作父”。〔15〕而這人數高達20多萬人〔16〕。

　　如何對待在大陸被捕的“台籍日本兵”，吳石的立場是對其進行感化、教育，使之認清日本侵略者的罪行，並且爭取他們成為抗日反戰隊伍裡的“新台灣兵”。史料顯示，1940年春，三名被俘後經教育轉化的日本反戰士兵——松山逸夫（原名陳松泉，台灣少數民族）、大山邦男、鮚川誠二，在廣西崑崙關前線執行反戰宣傳任務時，遭日軍機槍掃射身亡。這一事件成為抗戰期間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重要見證。同年4月2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在桂林樂群社禮堂為三烈士舉行追悼會。時任桂林行營參謀處長吳石將軍，以“在華日本人民反戰同盟西南支部桂林行營總顧問”身份擔任主祭人，並親撰祭文。祭文以駢文體裁寫成，全文如下：“大和浩劫，產此鴟鴞。興戎誤國，荼毒生靈。侵略華夏，師出無名。壓抑人民，黷動大兵。民生凋敝，農作不興。災黎遍野，哀哀其鳴。懿歟烈士，先覺先明。嵩目時弊，急謀自新。誓除軍閥，拯溺國魂。一致反戰，聯結同盟。崑崙廣播，警惕愚頑。正義浩蕩，河嶽星辰。天胡不吊，斫喪鴻勳。聞者哀悼，風悲日昏。英靈不滅，長存永生。尚饗。”〔17〕祭文通過“鴟鴞”“黷動大兵”等典故，揭露日本軍國主義對亞洲人民的戕害；以“先覺先明”“正義浩蕩”等語，讚頌反戰同盟成員作為“覺醒者”的歷史意義。吳石將軍藉此活動，既彰顯中國戰場對國際反法西斯運動的貢獻，亦通過“聯結同盟”的表述，強調反戰運動的跨國協作性質。


　　（三）籌組“閩台協會”，與閩台愛國志士一道為台灣光復做積極準備

　　隨著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形勢向好，謝南光、李友邦、宋斐如等台灣抗日領袖於1944年致函蔣介石，提議在福建省訓團內增設“台灣行政幹部訓練班”。該計劃要點包括：一是依託省訓團現有架構設立專項培訓；二是按中央調訓人員標準申請經費；三是定於從民國三十三年一月啟動集訓，為光復後台灣行政體系儲備專業人才〔18〕，此方案體現了戰時人才儲備的前瞻性與制度設計的務實性。在閩台關係緊密交織、兩岸同胞共同期盼祖國統一與發展的大背景下，“閩台協會”於1944年5月在廣西宣告成立。此後，該協會為適應形勢發展，遷往重慶，並更名為“閩台建設協進會”。〔19〕

　　據1944年5月《東南海》雜誌所載，“閩台協會”實為凝聚大西南閩台志士的智囊機構與人才儲備平臺，旨在迎接抗戰勝利後台灣光復，並匯集台灣革命同盟會與閩籍愛國力量，為光復後的治理工作預作準備。“閩台協會”在其宗旨中，追溯明末以來台灣的歷史，痛陳日本對台灣民眾的殖民奴役所帶來的苦難刻骨銘心。福建與台灣僅一衣帶水之隔，歷史上兩地聯繫緊密。明季延平王鄭成功率閩南子弟驅逐荷蘭人，開發台灣並施政教，據以抗清，延續明祚數十年。後晉江施琅收復台灣，將其納入福建版圖，閩人移居台灣者絡繹不絕。“迄今六百萬台人中，十九祖籍福建，其語言習俗，與閩人無異。甲午割台，海疆鎖槍為敵所斷，數百萬民族英雄子孫，淪為奴隸。吾台灣同胞飲泣吞聲，受不能抵抗之壓迫，蒙無可渝雪之恥辱，含羞積怒，刻骨銘心，北望宗邦，搜救無從。黃梨洲所謂海外孤臣孽子，心懸落日，血濺鯨波，其魂魄不肯為冷風野馬者，吾台人真有無窮之憤慨矣。”敵人據台，振興產業，實施奴化，佈防設險，慘淡經營者，五十年。“視台灣為外府，為同化政策之試驗場，為大陸政策南進政策之陸海輝根據地，自以為金城湯池，可長久長育其子孫。”“今敵寇海洋勢力日就崩潰，盟軍會師台灣為期不遠。而開羅會議，遂確定台灣歸我版圖，桂柳諸同鄉感悟領袖之雄謀偉略，已決勝於壇坫之間。而台灣之收復，雖賴國軍與盟軍之雄師，尚應民眾合作，以為裡應外合之謀。”收復之後，百端待理，尤須洞悉民情，審知民隱，以仁怨心情，科學方法，以收服人心，接管產業，千頭萬緒，錯綜複雜，絕非少數人之力所能任。“吾閩台人士，有骨肉手足之親，鄰里鄉黨之誼，感時今之難逢，知義務之應盡。”〔20〕閩台協會建議政府倚重閩台愛國力量，以科學方法治理被日本殖民五十年而扭曲的社會。

　　按“閩台協會發起組織——柳州福建同鄉會來函”，發起人名單全部如下：吳石、宋斐如、李萬居、陳榮芳、高伯倫、葉采真、黃晶枚、莊希泉、吳仲禧、張兆漢、雷鑒卿、楊少偉、陳肇基、林長墉、胡瑞琨、王吉士、林振述、吳玉琛、林光定、胡熾基、萬培某、賴建章、王則涵、黃清華、李遂義、鄧錫蕃、鄭宗遠、陳昭凱、鄭仰陶、陳碧笙、王立民、蘇鐵化、陳文麟、王蘊玉、何弗喪、關仲和、曾華陵、林翊重、張國茶、劉野鶴、盧騏勳、林若谷、劉成鶚、郭復。〔21〕這個名單，其實是吳石在廣西成立的福建同鄉會的主要成員，其中中共黨員吳仲禧，同情、支持中國共產黨的宋斐如、陳碧笙，以及國民黨員的李萬居，他們積極籌備台灣光復。

　　總之，“閩台協會”成立運作時間雖然短暫，後轉換為閩台建設協會繼續開展工作，吳石等人為台灣光復所作的準備與努力，可以在上面的建議上看到他們努力的方向。

　　三、1947年吳石首次赴台協助善後“二二八”事件並發揮作用

　　抗戰勝利後，吳石與台灣的關聯持續深化，其作為關鍵骨幹力量的角色日益凸顯。1946年8月29日，台灣光復致敬團自台北啟程，經上海中轉抵達南京。該團由時任台灣省議員的林獻堂領銜，成員包括李建興、林叔桓、鍾番、黃朝清、姜振驤、丘念台、陳炘、陳宰衡、李德松、林憲、張吉甫、葉榮鐘、陳逸松、林為恭等15人，涵蓋各界代表。據《台灣1945》記載，該團此行旨在“拜謁孫總理陵、向蔣主席及中央各首長致敬、祭拜黃帝陵”〔22〕，以告慰先祖、彰顯民族認同。史料顯示，1946年9月3日，吳石作為福建旅京（南京）同鄉會成員參加該會在南京泰利咖啡店舉辦的歡迎宴會，同台灣光復致敬團台胞餐敘。這是吳石在台灣光復後在南京參與接待來到大陸的台胞代表〔23〕。1947年2月下旬，台灣爆發了“二二八”事件。這是台灣光復後遇到的重大政治與社會事件，當時主政台灣的行政長官陳儀採取了強硬的鎮壓措施。事件發生後，國內外輿論一片譁然，台灣民情也沸騰。為了平息事端，同年3月中旬，蔣介石決定派白崇禧、吳石等到台灣“宣慰”，同機到台北的還有蔣經國。這是史料記載中吳石第一次踏上台灣。此次台灣之行，目前公開的史料以白崇禧日記為主。筆者整理了白崇禧日記裡有關吳石的資料以及相關照片，發現吳石在台灣的大量身影。

　　（一）白崇禧推薦吳石為台灣警備總司令被蔣介石否決

　　1947 年 3 月 12 日，國民政府令國防部長白崇禧赴台宣慰，徹查紛擾實情並權宜處置。前夜，蔣介石召白崇禧、朱紹良等研究台灣善後方針。3 月 13 日，白崇禧呈蔣：“主席鈞鑒：竊職對中央處理台灣政策建議案中，台省主席不兼任警備總司令一節，業蒙採納，內定朱一民兄任主席。至警備總司令人選，職意仍以閩籍人士充任，較易融洽，俾軍政配合，宏懋事功。” 其在簽呈中薦舉的人選，為國防部史料局局長吳石中將〔24〕。對於警備總司令的人事建議，蔣氏不置可否，實際上否決了吳石擔任此重要職務的推薦。

　　（二）赴台背景與人員構成

　　1947年3月17日，白崇禧率團自南京乘專機抵台，隨行人員涵蓋軍政核心崗位，包括國防部陸軍總部副參謀長冷欣、史料局局長吳石、法規司司長何孝元、台灣省黨部主委李翼中、行政公署秘書長葛敬恩、國防部部員陳嵐峰、部長侍從秘書楊受瓊、秘書朱瑞元、參謀鍾長江、總務處處長張鶴齡及副科長區群偉等，抵台後下榻台北賓館。吳石位列隨行第二，與何孝元同為高級幕僚核心，凸顯白崇禧對其信任。二人係保定陸軍軍官學校第三期同窗，抗戰後期吳石赴廣西任第四戰區中將參謀，與白崇禧共事經歷進一步鞏固了彼此信任基礎。

　　（三）吳石隨白崇禧赴台參與“二二八”事件的善後及其貢獻

　　“二二八”事件是台灣現代史上的重大社會衝突，國民政府為平息事態，於1947年3月派遣國防部長白崇禧率團赴台進行善後處理。在這一過程中，隨行人員吳石作為關鍵軍事參謀，全程參與了為期16天的宣撫工作。吳石通過實地調研、多方會談及決策參與，對白崇禧的處置意見產生實質性影響。

　　1.宣撫團的初期工作與吳石的參與（3月17—20日）

　　白崇禧率領的宣撫團於3月17日抵達台灣後，立即展開密集的善後工作。首日，白崇禧與行政長官陳儀會晤，重點討論事件涉及的司法程序、逮捕人數及軍事法庭組織等關鍵問題，並在台北賓館接見台籍國民參政員林獻堂，以安撫地方精英情緒。吳石作為隨行參謀，全程參與這些初步接觸，為後續政策制定奠定基礎。3月18日，宣撫團巡視台灣省黨部、博物館及圖書館，據林獻堂日記記載，“白崇禧部長、冷欣副參謀長、吳石參謀、柯遠芬參謀長外四、五名來訪問參議會，略坐數十分即辭去”。〔25〕雖停留短暫，但體現了吳石在高層溝通中的橋樑作用。同日，白崇禧在警備總司令部訓話並接見軍政要員，吳石通過參與茶會等活動，與台灣省“國大代表”及士紳建立聯繫，這有助於收集地方意見並緩解社會緊張。3月19日至20日，宣撫團擴展至基隆視察，白崇禧對要塞官兵訓話，並與陳儀舉行正式會議，吳石作為與會人員之一，直接介入善後策略的討論。這些初期活動顯示，吳石不僅承擔了軍事協調職責，還通過多方位接觸，為白崇禧提供了第一手的地方情報，從而在事件評估階段發揮了關鍵作用。

　　2.全台巡視與基層溝通中的吳石角色（3月21—28日）

　　從3月21日起，宣撫團展開全台範圍的巡視，以實地考察強化善後工作的針對性。在屏東、高雄、台南、嘉義及台中等地，白崇禧對軍方、地方政府及各界代表進行訓話與宣撫〔26〕，吳石始終隨行，並在關鍵場合如左營海軍座談會、台南市政府講話中提供支持。值得注意的是，3月24日在日月潭涵碧樓，吳石參與接見信義鄉長及高山族代表五十餘人。從留存合影可見，他直接介入少數民族事務的溝通，這有助於擴大善後工作的覆蓋範圍，避免邊緣群體被忽視。此外，在台中、新竹等地的活動中，吳石陪同白崇禧接見林獻堂等地方領袖，促進了政府與台籍精英的對話。3月27日至28日，宣撫團在台北聚焦教育與社會安撫，白崇禧對校職員工、學生及基層幹部訓話，並慰問傷員，吳石在這些活動中協助協調各方資源，確保善後措施落到實處。整體而言，這一階段的巡視凸顯了吳石在基層信息收集與政策執行中的重要性，他通過頻繁的實地參與，為白崇禧提供了翔實的地方動態，進而影響了後續處置意見的形成。

　　3.關鍵決策會議及其吳石的貢獻（3月29日—4月1日）。 在宣撫工作的後期，吳石的角色進一步凸顯於一系列決策會議中。3月29日，白崇禧主持忠烈祠公祭，吳石參與合影，象徵其在國家儀式中的正式地位，這強化了善後工作的合法性。3月30日至31日，白崇禧接見教育界人士並召開軍政會議，討論學生復課及拘捕人犯等敏感問題；吳石作為高級隨從人員，在3月26日及31日的會議中多次出席，例如與冷欣、馬崇六等人的內部討論，這些會議直接涉及事件的責任界定與後續政策調整。根據檔案記載，吳石在這些高層論壇中積極建言，其軍事背景與實地經驗使他能夠就軍法處理、社會重建等議題提供專業意見。4月1日，白崇禧舉行記者招待會並招待地方士紳，林獻堂代表各界致謝，而吳石的持續參與確保了政策連貫性。綜合分析，吳石的作用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情報整合，他通過全台巡視收集多方數據，為白崇禧的決策提供依據；二是政策協調，他在會議中彌合軍政分歧，推動善後措施的實施；三是社會橋樑，他與台籍精英的互動有助於緩解族群對立，從而在“二二八”事件的複雜善後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

　　4.“二二八”善後工作推進與總結。一是政策決策與行政協調。白崇禧在善後初期通過多層級會議整合資源：在台北賓館先後接見省參議會議長黃朝琴等五人，隨即召集冷欣、吳石等核心幕僚舉行磋商，最終與陳儀及公署各處首長展開會商，形成系統性處置方案。這一系列會議體現了軍政高層對善後工作的頂層設計。二是基層宣慰與社會秩序重建。為緩解社會矛盾，白崇禧開展多維度宣慰行動：在台大法商學院向師生發表訓話，強調秩序重建的重要性；由民政處長周一鶚陪同祭掃圓山忠烈祠，彰顯對歷史記憶的尊重；隨後赴多家醫院慰問傷員，遊覽台北市動物園並觀看影片《今日之台灣》〔27〕，體現對民生問題的關注。在中山堂向地方幹部訓話時，著重強調基層治理的穩定性，並視察省專賣局樟腦工廠，顯示對經濟秩序的重視。三是善後收尾與象徵性舉措。善後工作進入收尾階段後，白崇禧通過主持抗戰將士公祭，強化政權合法性，吳石等軍政代表參與合影，凸顯集體認同的構建。接見台大校長商議復課事宜，旨在穩定教育秩序；與監察委員丘念台的會晤，則體現對監督機制的重視。其與台籍精英林獻堂的會談，標誌著對地方意見的系統吸納，為後續政策調整提供依據。

　　四是“二二八”事件的善後工作呈現的階段性特徵及吳石的貢獻。吳石陪同白崇禧在台灣的16天善後工作，不僅體現了其在軍事參謀層面的專業能力，更通過全程參與巡視、會議及溝通活動，對事件處置產生了深遠影響。吳石的貢獻體現在政策協調與信息傳遞中，從初期通過會議決策整合資源，中期轉向實地宣慰以緩和民怨，後期聚焦秩序恢復與象徵性舉措，均離不開吳石的全程參與和努力。吳石將實地觀察轉化為可行建議，確保了善後工作的系統性與實效性，助力白崇禧提出更具包容性的處置方案。這一過程亦反映了戰後台灣治理的複雜性，善後措施既需平息事件影響，也需重建政府權威，其中台籍精英的參與成為溝通兩岸的重要紐帶。


　　四、結語：吳石的家國情懷、戰略遠見及其當代啟示

　　吳石將軍的一生，是近代中國知識分子與軍事精英在國家危難之際，以學識報國、以行動踐志的縮影。他不僅是傑出的軍事理論家與戰略家，更是一位兼具家國情懷、歷史自覺與治理智慧的先驅，其思想情懷之深邃與當代價值之恒久，亟須深度闡釋與研究。

　　（一）從“知己知彼”到“經略台灣”，體現了吳石超越軍事的戰略遠見

　　吳石對台灣的關切，始於其對日本的深入研究。他將日據時期的台灣視為研判日本國策與軍力的重要窗口，在吳石譯介的《警察學綱要》中對台灣警力的分析，以及在《國防研究》中對日本在台金融掠奪與經濟控制的剖析，均體現了“知己知彼”的嚴謹治學態度。這種研究服務於“如何收復台灣”及“如何治理光復後的台灣”這一核心戰略目標，顯示其早已認識到台灣問題不僅是軍事問題，更是政治、經濟、文化與人心向背的綜合課題。

　　正因如此，吳石的行動超越單純軍事範疇，延伸至人才儲備與治理規劃。他參與爭取“台籍日本兵”的轉化工作，並親自為反戰烈士撰寫祭文，既為削弱敵軍，更為喚醒民族意識，為“收復人心”預做鋪墊。1944年發起“閩台協會”，更是一次極具前瞻性的戰略佈局。他聯合兩岸志士，明確提出“倚重閩台愛國力量，以科學方法治理”光復後的台灣，表明其已將台灣的光復與後續治理視為連貫整體，其思想內核是基於歷史感與現實關懷的“經略台灣”之策，旨在確保台灣在法理、人心與制度上真正回歸祖國。

　　（二）從“閩台骨肉”到“民族大義”，詮釋了吳石深沉熾熱的家國情懷

　　吳石的家國情懷與地緣紐帶緊密結合。他反復強調福建與台灣“有骨肉手足之親，鄰里鄉黨之誼”，語言習俗相同，歷史淵源深厚。這種基於地緣與血緣的親密論述，昇華為構築民族共同體、促進國家整合的情感與倫理基礎。他視台灣同胞為祖國大家庭中不可或缺的一員，其命運與祖國休戚與共，因而為台灣光復所做的一切努力——研究敵情、感化台胞、組建協會——均貫穿著解救台灣同胞於殖民苦難、使之重歸中華民族大家庭的強烈責任感。

　　這種情懷在1947年隨白崇禧處理“二二八”事件善後時得到最直接體現。儘管其出任台灣警備總司令的建議被否決，但他以高度專業精神與同理心，全程參與巡視、調研與溝通，從台北軍政會議到日月潭與少數民族代表懇談，從基隆要塞訓話到台南學校安撫，努力在官方與民間、中央與地方、不同省籍族群間搭建溝通橋樑，試圖彌合裂痕，重建秩序與信任。這一角色展現了他不僅是執行命令的軍官，更是心懷蒼生、致力於社會和解的仁人志士，是其“護國保民”“安輯人民”國防思想的具體實踐。

　　（三）情報、治理與統一的邏輯鏈條，凸顯了吳石思想與實踐的深度融合

　　吳石的思想體系與實踐行動構成清晰邏輯鏈條。他以精準情報分析（知敵）為前提，以深厚歷史文化認同（知己）為根基，以前瞻人才與組織準備（預策）為手段，最終服務於台灣的光復、有效治理與國家的完全統一。一是情報支撐決策。吳石對台灣地區及日本軍經動向的持續追蹤，為高層判斷局勢、制定光復策略提供了關鍵依據。二是治理承繼光復。吳石認識到“收復之後，百端待理”，因而積極籌劃“閩台協會”，思考如何以“科學方法”接管產業、收拾人心，避免光復後的治理真空與混亂。三是統一高於一切。無論是抗戰時期為光復做準備，還是戰後參與處理危機，其最終指向均為維護國家主權與領土完整。吳石在“二二八”事件善後中力求緩和矛盾，深層目的正是鞏固台灣與大陸聯繫，防止國家分裂。

　　吳石的軍事思想，如“國防者，護國保民之謂也”“文武合一”“無國防即無國家”等，正是這一邏輯鏈條在理論層面的凝練。他理解的國防是包含政治、經濟、文化、思想的總體國防；倡導的“文武合一”是要求國民與國家力量的全方位整合。這一思想對於處理經歷長期殖民、社會結構複雜地區的回歸與治理問題，具有根本性指導意義。

　　（四）對當代的深刻啟示

　　吳石將軍的生平與思想，對於今日思考國家統一與民族復興偉業，具有多重啟示：其一，歷史認知是認同的基石。吳石始終從閩台一體的歷史脈絡出發，強化兩岸同胞共同歷史記憶與文化聯結。這啟示我們，深化兩岸歷史教育、弘揚共有文化傳統，是遏制“台獨”史觀、築牢統一心理防線的根本。其二，情報與研究是戰略運籌的先鋒。在信息化時代，對台海局勢的精準把握，依然依賴於深入、持續的情報搜集與戰略研究。吳石式的“洞察本質、預見動向”能力，在任何時代都是維護國家安全的寶貴財富。其三，治理能力是統一後的核心考驗。吳石在七十多年前就已擔憂光復後的治理難題。當前推進國家統一進程，必須高度重視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建設的前瞻性研究，確保統一過程平穩有序，統一後治理有效。其四，人才儲備與民間交流是融合的關鍵。“閩台協會”的嘗試說明，培養瞭解兩岸事務的人才、構建多渠道民間交流網絡，對於促進心靈契合、實現深度融合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其五，堅守民族大義的定力。在複雜歷史變局中，吳石始終堅守國家統一立場，不為個人得失所動。這種精神在當下紛繁複雜的國際與兩岸形勢下，尤其值得珍視與弘揚。

　　吳石將軍對台灣光復與國家治理的貢獻，是集軍事戰略、情報分析、政治謀劃、組織建設與人文關懷於一體的系統工程。他是一位具有宏大歷史視野與堅定民族立場的愛國者，其思想核心是家國一體、文武兼資、標本兼治。重新發掘並闡釋吳石的思想與實踐，不僅是深度解讀與歷史研究的必須，更是為了從先輩的智慧與情懷中汲取力量，激勵兩岸同胞在實現國家完全統一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征程上，更加清醒、堅定與睿智。吳石的生命雖終結於台灣，但其精神與事業，正如他所追求的國家統一大業一樣，必將永續傳承，光耀千秋。

　　基金項目：2024年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台灣青年兩岸認知形成邏輯與應對策略》（24BZZ022）階段性研究成果。

　　注釋：

　　〔1〕鄭立，冷月無聲：吳石傳[M]，北京：中央黨史出版社，2018 年版，第241-248頁。

　　〔2〕鄭立，吳石若干史實考[J]，百年潮，2014年第7期，第32-33頁。

　　〔3〕鄭立，碧血丹心——記犧牲在台灣的傳奇英雄吳石[J]，福建黨史月刊，2014（19）：第6-15頁。

　　〔4〕許峰，龍潭奮飛：吳仲禧傳[M]，廣東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

　　〔5〕吳仲禧，回憶吳石烈士[M]，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廣東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廣東文史資料第73輯，廣東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9-32頁。

　　〔6〕吳仲禧，深潛龍潭老將軍——吳仲禧紀念文集[M]，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15年版,第73-84頁。

　　〔7〕政協福州郊區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及螺州鎮人民政府，吳石將軍英魂略[M]，福州市郊區青年印刷廠印刷，1993。

　　〔8〕高錦利，吳石遺墨[M]，中共福州市委黨史和地方誌研究室編，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21年版，第1-12頁，第17-169頁，第423-428頁,第531-559頁。

　　〔9〕白先勇、廖彥博.關鍵十六天：白崇禧將軍與二二八[M]，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55-148頁。

　　〔10〕李祖基編：“二·二八”事件報刊資料彙編[M]，台北：海峽學術出版社，2007年，第47—49頁。

　　〔11〕吳石譯著，警察學綱要[M]轉引自高錦利主編之《吳石遺墨》，中央文獻出版社，2021年，第97頁。

　　〔12〕同〔11〕，第126頁。

　　〔13〕吳石，今此大戰各國戰時經濟概述[J]，國防研究（創刊號），1942年12月，轉引自高錦利，吳石遺墨[M]，中央文獻出版社，2021年，第421-422頁。

　　〔14〕吳石，倭國最近行政改革之全豹[J]，國防研究，第一卷第二期，1943年1月15日，轉引自高錦利，吳石遺墨[M]，中央文獻出版社，2021年版，第427-428頁。

　　〔15〕汪毅夫，開門揖盜、附敵幫兇和認賊作父[OL]，京彩台灣（微信公眾號），2024年8月12日。

　　〔16〕戰爭中的台灣：思想被嚴控，20萬台灣人被強徵入伍，成為“台籍日本兵”[OL]，台海時刻（微信公眾號），2025年8月21日。

　　〔17〕汪毅夫，吳石涉台軼事一二[J]，福建黨史月刊，2024年11期，第48-49頁。

　　〔18〕張瑞成編，台籍志士在祖國的復台努力[M]，台北，近代中國出版社，1990年版，第168—169頁。

　　〔19〕李祖基，史海擷英：台灣歷史研究續編[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8年10月，第197-207頁。

　　〔20〕陳鳴鐘，台灣光復和光復後五年省情[M]，南京出版社出版，1989年，第552—556頁。

　　〔21〕“閩台協會發起組織”，《東南海》雜誌社：《東南海》第一卷第一期，1944年5月30日，第25頁。

　　〔22〕《台海時刻》微信公眾號，2025年9月16日，http://k.sina.com.cn/article_ 1864204590 _m6f1d812 e033018sv0.html?COLLCC=7274679。

　　〔23〕汪毅夫，“吳石20世紀49年代的三次涉台活動”，《京彩台灣》微信公眾號，2024年10月1日。

　　〔24〕侯坤宏，二二八事件檔案彙編（十七）：白崇禧呈蔣主席三月十三日呈[M]，北京：國史館，2008年版，第255頁。

　　〔25〕林獻堂著、許雪姬編注.灌園先生日記[M]，第十九冊，“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籌備處出版,第170頁。

　　〔26〕中央社台中廿三日電，《台灣新生報》，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四日，二版二欄題。引自林元輝編《二二八事件台灣本地新聞史料彙編》，第一冊，第324頁。

　　〔27〕踏著先烈的血跡　完成台灣的建設[N]，《台灣新生報》，一九四七年三月三十日，四版“台北風情”邊欄，二欄題。引自林元輝編《二二八事件台灣本地新聞史料彙編》，第一冊，第445—447頁。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26年2月號，總第338期，P142-1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