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04-01 16:16:36

　　中評社╱題：“再中國化：海峽兩岸中華文化共同體的重構”　作者：孔凡芳（漳州），閩南師範大學教育與心理學院講師；王強（漳州），閩南師範大學兩岸傳播研究中心主任、閩南師範大學新聞傳播學院副院長＼教授

　　【摘要】確立民族文化身份，凝聚民族文化共同體，才能在國際競爭中維護自身主體性。海峽兩岸的當代文化生態呈現出迥然不同的歷史脈絡和基本邏輯，在民族文化認同與國族想像之間建構了差異化的圖景。在兩岸政治對立的現實語境下，兩岸文化中的共同價值更容易在共同的歷史傳統、文化習慣、民族倫理等方面加以提煉和挖掘。在深度交融的文化場域中，兩岸之間彼此借重，在跨地性的文化生產與消費中實現趨向一致的文化表達，通過審美符號的自由流通與意義協商，建構起更加宏闊的中華文化空間，推動“再中國化”文化潮流的發展。

　　在《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一書中，亨廷頓指出，全球政治“沿著文化的界線重構”，體現出身份政治的顯著特徵：“幾乎在每一個地方，人們都在問‘我們是誰？’‘我們屬於哪兒？’以及‘誰跟我們不是一夥？’”〔1〕文化認同的因素在地緣政治中的重要性正在凸顯出來。逆全球化思潮抬頭，身份政治愈演愈烈，文明衝突的風險上升，文化認同的疆界愈加分明。在這樣的時代語境下，文化安全上升為民族國家的核心議題，民族文化身份建構的問題受到重視，掌控文化領導權成為保障國家文化安全的重要因素。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征程上，解決台灣問題，實現統一大業，尤其需要增進兩岸同胞的文化認同，建構中華文化共同體。在兩岸分離分治的現實環境下，需要深入把握大陸與台灣傳承中華文化的歷史脈絡和基本邏輯，厘清中華文化認同與國族想象之間的關聯，在此基础上探究在兩岸文化場域提升中華文化影響力的有效路徑。

　　一、從“再中國化”到“去中國化”：當代台灣文化認同的歷史演進

　　1945年9月，台灣光復在即，國民政府籌畫在台灣推進“再中國化”的文化建設，教育部召開的全國教育善後復員會議上，黃炎培提交的《光復後之台灣教育案》明確提出“祖國化”的方針。國民黨退踞台灣後，“再中國化”的文化教育得到持續深入地推動，以期徹底消除日據時期皇民化教育的影響，並確立和維繫自身“中華正統”的合法性。1960 年代中後期，國民黨當局還發起影響深遠的“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將“再中國化”的文化建設引向深入。總體而言，國民黨當局在台灣推行的“再中國化”文化重構實踐，對於翻轉台灣民眾的身份認同發揮了重要作用。“再中國化”的文化建設之所以取得如此成效，一方面在於政治力量的直接干預，另一方面則因為台灣社會具有深厚的“中國性”文化底蘊。即便在日據時期，中華文化的根脈也一直並未中斷，在政治力量的介入下，“中國性”的文化傳統與審美慣習得以啟動和延續。並由此生成了佔據主導地位的“大中華中心主義”的價值體系和美學位置，徹底重塑了台灣當代社會的文化面貌和身份政治秩序。

　　在台灣“本土派”等反對勢力看來，“再中國化”的文化政治與國民黨當局的黨國體制、威權統治深度捆綁在一起，連帶“中華文化”成為汙名化的對象。2013年，蔡英文在一次面向台灣公眾的文化論壇上闡述了這一問題的由來：“因為國民黨掌握了這一時期‘漢文化’的詮釋權，給予標籤叫作‘中華文化’。接著，在每一天的日子中，我們慢慢纍積出的印象，就是好像這個‘中華文化’就是跟國民黨放在一起的，所以當大家對國民黨的政權、威權性格產生反感的時候，無可避免地對‘中華文化’這四個字也有反感。”〔2〕作為推進“台獨”運動的策略，“本土派”極力稀釋和淡化中華文化在台灣社會的影響，消解其主導性的優勢地位，將本土文化以及外來文化融為一爐，著力凸顯“台灣文化”的“混雜性”特質，通過二元對立的思維彰顯台灣文化與中華文化的本質差異，以此鍛造指向“台獨”的文化主體性。蔡英文的論述體現出宣揚“台獨”意識形態的傾向：“台灣文化本身有著一定程度的包容力，它可以讓很多的異文化在台灣發生一種融合。……我們不能否認是有反叛的成分在那裡，但也是有一種新跟舊的融合在那裡。而這也是目前所彰顯出來的、以後也將日漸鮮明的，台灣文化的主體性。”〔3〕歸根結底，“台獨”論述最在意的就是凸顯“台灣文化”的主體性，以此與中華文化分庭抗禮，這是一種“文化台獨”的策略。

　　如果將視野提升至更大的地緣政治層面，那麼台灣從“再中國化”走向“去中國化”的文化政治實質上捲入了中美角力的因素。換言之，“小兩岸關係”受到“大兩岸關係”的影響，台灣統“獨”之爭背後折射的是中美意識形態的分歧和交鋒。“台獨”勢力堅持“親美反中”的極端路線，在意識形態上服膺西方價值觀，由此也導致其背離中華文化，產生親美的政治文化認同。以移居美國的台灣人為例，一些人為了強化與大陸移民文化認同的差異，刻意突出自身“台美人”的身份標籤：“在這三十年中，台灣、大陸、美國和國際社會在政治、文化、經濟和社會等領域都發生了巨大變革，這些變化不僅對台灣和台灣居民本身的自我認同問題影響深遠，而且對台灣新移民的文化認同起決定性作用，特別是台灣—大陸—美國的三角關係深刻影響了在美華人社區的凝聚力，……更多的人強調台灣文化的特性以及區分台美人和華美人的必要性。”〔4〕這些所謂的“台裔”或“台美人”群體具有強烈的政治參與意識，他們積極加強與島內“台獨”勢力的勾結，千方百計突出台灣文化與中華文化的區隔，強化台灣與美國的政治和文化聯結，為塑造“台獨”的身份政治搖旗呐喊。事實上，自國民黨退踞台灣之後，就在台灣社會建構了根深蒂固的“親美反共”的意識形態，為美國思想文化和價值觀念在台灣的風行奠定了基礎。呂正惠在為《重認中國：台灣人身份問題的出路》一書所寫的序言中指出：“國民黨的反共思想和美國的冷戰意識形態相結合，在台灣形成了非常堅強的以美國觀念為普世價值的一套思想體系。”〔5〕台灣西化的潮流，為“台獨”論述培植了反傳統、反中國的思想文化土壤。“本土派”崛起之後，出於推動“台獨”的需要，衹不過順勢把這一“文化遺產”繼承過來罷了。從場域理論的視角來看，台灣的文化認同不僅僅牽涉島內統“獨”政治力量的鬥爭，還捲入了大陸與美國的因素，因而文化生產場域的外部範圍更大，政治主體更加多元，運作機制更加複雜。歸結起來，“再中國化”與“去中國化”的文化政治指向截然不同的國族文化想象，呈現向心與離心的拉扯與對抗。

　　台灣“再中國化”與“去中國化”的文化實踐都是高度意識形態化的，在各種力量的博弈之下，文化場域的自律性被削弱，成為意識形態與文化政治競逐的場域：“如果說，國民黨的‘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是徹頭徹尾的意識形態，那麼先前民進黨式的‘台灣本土文化之愛’，恐怕也不能說沒有掉入另一種意識形態的危機。”〔6〕從文化領導權的視角來看，二者都是政治力量介入的意識形態領導權的競爭與實踐，被納入國族建構和身份政治工程中。伴隨從“再中國化”到“去中國化”文化認同的歷史演進，台灣身份政治的格局發生了重大轉折。正因為文化身份始終處於歷史建構的進程當中，所以“台獨”勢力持續不斷地推進“文化台獨”，掌控文化領導權，強化“台灣主體性”的論述，鞏固基於“台獨”意識形態的國族想象與認同。

　　雖然“台獨”勢力將“中華文化”作為解構和汙名化的對象，並凸顯“台灣文化”的混雜性和異質性，但是作為漢人移民社會的台灣終究難以擺脫中華文化的影響。基於這一現實，“台獨”勢力衹能用“漢文化”或“移入的漢文化”的概念對“中華文化”進行技術性替換，使之作為多元的“台灣文化”的組成部分。此外，民進黨當局還通過操弄諸如將“閩南語”改稱為“台灣台語”等小動作，試圖進一步切斷兩岸語言文化的聯結，製造“兩岸兩國”的錯覺，誤導台灣民眾。不過，這種自欺欺人的伎倆，終究改變不了兩岸同文同種的事實。對於“台獨”勢力來說，推進“文化台獨”更大的障礙或許在於，大陸正在不遺餘力地傳承和弘揚中華文化，並持續深化兩岸之間的文化交流。在台灣文化生產場域的外部，大陸的文化影響力不斷提升，推動了兩岸中華文化共同體的建構，對“文化台獨”施加了無法迴避的結構性約束力。

　　二、從“一體化”到“去政治化”：大陸文化生態的歷史嬗變與邏輯重構

　　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以及社會主義革命中，確立了當代中國“人民政治的文化邏輯”，並建構了民族國家的政治與文化秩序的全新想象。中國共產黨致力於建設“中華民族的新文化”。毛澤東如此闡釋這種“新文化”的性質：“所謂中華民族的新文化，就是新民主主義的文化”，“所謂新民主主義的文化，一句話，就是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7〕這種“新文化”依靠和服務的對象是具有革命和政治意涵的“人民大眾”。1942年，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開啟“人民文學”的文化政治，當代文藝實踐的首要問題是“一個為群眾的問題和一個如何為群眾的問題”，“群眾”就是被召喚的文化社群，指向具有“政治共同體”意味的“人民大眾”，即“工人、農民、兵士和城市小資產階級”。“文化與文藝領域中的民族化問題(包括傳統與現代、中國與西方，知識分子與大眾的關係等相關問題)基本上被納入階級論的框架。……衹有特定的階級與特定的社會階層才有資格代表‘民族’/‘國民’。在這裡，民族文化認同建構背後的政治—文化權力機制已經顯露。”〔8〕“人民文學”將人民作為服務對象的規劃，反映出塑造新的國家政治主體的意圖，這一共同體不僅僅共享文學審美經驗，更重要的是在新的民族國家想象下進行集結和動員。

　　作為新人的“人民”，不同于現代文學體制下的“國民”，這是一種超越個人主義的身份政治秩序的建構，從城市精英階層擴展到農民大眾，旨在達成更加廣泛的革命動員和政治共同體建構。“人民文學”顯示出一種鮮明的集體主義價值取向，在多重維度塑造了新的文學主體：一方面是文學世界中的表現對象實現了從“小我”融入“大我”的轉變；另一方面則極大地拓展了文化群體，從城市精英小圈子中掙脫出來，重構了文化認同的格局。從國家認同的角度來看，“人民文學”屬於一種全新 “政治規劃”，關於國家政治主體的想象發生了根本變革，與之相應的國家敘事生成於“革命中國”的歷史譜系，形成了具有鮮明人民性的經典文本和美學傳統，在團結人民和教育人民過程中發揮重要作用，由此凝聚的文化社群就是“人民共同體”。

　　作為團結和教育的對象，人民群眾在文藝實踐中成為被召喚的群體。面對如此龐大的群體，文藝工作中的普及與提高問題就顯得尤為重要，而運用民族形式就成為推進文藝大眾化的一種有效策略。概括而言，就是要彰顯“新鮮活潑的、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9〕，使之更具包容性，進而建構一個最廣泛的、具備政治與文化主體性的共同體。革命政治與社會主義內容需要通過民族形式加以轉譯和表達，因此可以作為民族國家建構的有效資源被徵用，在斷裂與綿延中不斷創製出新的民族形式，為新政治主體的創構和塑造發揮重要作用。民族文化傳統被發明出來，重新接續了古典中國的歷史脈絡，刷新了民族主體性建構的時代語境。1958年，侯金鏡以“依而”為筆名發表文章指出：“我們從五四以來雖然產生了許多好小說，但是在茶肆、曲藝廳、農村、廠礦中，講述中國古典小說的評書仍然始終不衰，甚至佔有相當優勢。” 〔10〕廣大人民群眾根據自身興趣做出的自主選擇，表明了民族文化慣習所產生的持久的濡化效應。在人民國家的現實語境中，作為文化消費者的人民群眾，並不是整齊劃一的政治主體。從屬於不同闡釋框架的“群眾”概念，承載不同主體身份的想象與期待。人民群眾在以文化消費者的面目出場時，具有某種“曖昧”特質。

　　新中國成立後，在國家出版發行制度的保障之下，“人民文學”確立了自身的文化領導權，當代文學的出版格局被徹底重塑：“屬於‘人民文學’領域的大量作品的出版與流通，創造了清新、純淨的美學風格，保證了‘人民文學’再生產，並參與到新政權的合法性論證與國家重建動員。同時，在閱讀市場上，‘人民文學’也逐步佔據最大份額。”〔11〕獲得意識形態合法性的“人民文學”，在與自由主義、鴛鴦蝴蝶派等異質性文學敘事展開交鋒的過程中，仍然需要借鑒行之有效的民族化與大眾化的敘事策略。以革命通俗小說的創作為例，當代作家採用古典通俗小說的敘事模式，以適應普羅大眾的審美慣習，將革命政治內容更有效地傳達出去。這充分顯示了文化傳統與審美慣習的韌性。在政治權力介入文化場域運作的過程中，大眾文化的生產依然保有一定的自主性，或隱或顯地延續民族文化的傳統，使得官方話語與民間敘事密切地交織在一起，以此更好地契合人民大眾的情感結構。


　　伴隨著改革開放以及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社會分化的態勢明顯，中國社會文化進入“新啟蒙”的轉型時期。國家絕對主導的“一體化”文化體制趨於解構，官方文化、精英文化與大眾文化三足鼎立的格局逐步形成。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由港台文化的引入開始，兩岸三地的大眾文化消費塑造了某種共通的文化空間。鄧麗君的流行歌曲、港台連續劇《霍元甲》《上海灘》等開啟了新的感性體驗。在王朔看來，鄧麗君的價值在於對禁錮下人性的喚醒：“聽到鄧麗君的歌，毫不誇張地說，感到人性的一面在蘇醒，一種結了殼的東西被軟化和溶解。”〔12〕大眾文化的正當性已然確立，“靡靡之音”不再是洪水猛獸。在市場驅動之下，訴諸大眾感性欲求的大眾文化興起，建構了契合普遍性審美趣味的共享文化。

　　在新的歷史語境下，文藝工作的對象和人民群眾的審美要求都發生了新的變化，“文藝為人民服務”被賦予新的時代內涵。為了建構文化領導權，官方文化要積極調整自身姿態，主動與大眾文化相結合。以新主旋律電影為例，為了避免成為“觀念的傳聲筒”，提升主流意識形態的感召力，這類電影借鑒類型片的表現手法，運用通俗文化的敘事模式，實現了主流文化與大眾文化的“縫合”，驅動了某種“去政治化”的、混雜性的文化生產。為了提升中國文化軟實力，大陸的文化輸出也遵循同樣的邏輯：“中國領導層的策略是始終強調商業與市場關係，將表面上顯然被去政治化了的文化概念推向前臺，並一直以低調處理的方法對待意識形態分歧。”〔13〕在國內國外貫通的開放性的文化市場上，為了提升文化競爭力，就必須兼顧多元文化主體的需求。因此，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成為對外文化輸出的重要資源，這也為創構更具有包容性的中華文化共同體提供了可能。近年來，大陸製作播出的古裝影視劇《甄嬛傳》《琅琊榜》《尋龍訣》等都在台灣掀起收視熱潮，成為兩岸同胞乃至華人文化圈共享的流行文化產品，為兩岸文化交流做出了貢獻。

　　三、再中國化：彰顯“中華性”的兩岸文化共同體建構

　　兩岸文化認同的困境，在一定程度上歸因於政治話語對文化符號的單向度編碼。這種帶有明確意識形態指向的符號生產，導致文化共識的生成空間被壓縮。而美學整合的獨特價值，正在於其通過剝離附加的權力話語負荷，回歸審美體驗的主體間性本質，從而建構交往理性理論視域下的“無強制共識”對話場域。從時間上看，兩岸文化認同包含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兩個維度，陳孔立就從“雙文化論”的視角審視實現兩岸文化認同問題，認為要真正達成這兩個維度的文化認同是困難的。儘管存在諸多障礙，但是要通過文化交流探尋和建構“兩岸共同價值”。兩岸文化融合應當是“有價值的融合”：“文化融合是一種優化融合，要融合成為優勢的、先進的、創新的文化，實行‘優勝劣汰’，為此兩岸都必須重視自身的文化建設。”〔14〕相對而言，在兩岸政治對立的現實語境下，兩岸文化中的“共同價值”更容易在共享的歷史傳統、文化慣習、民族倫理等方面加以提煉和挖掘。兩岸文化交流，要秉持求同存異的精神。那些彰顯兩岸共同文化基因的文本，無疑更能夠激發兩岸同胞的情感共鳴。這種共同的文化基因可以概括為“中華性”，也就是中華民族共享的文化身份的根基。

　　這種“中華性”的文化特質植根於廣泛的文化敘事、藝術文本、民間習俗以及生活方式當中，是在中華民族歷史傳統中生成並不斷傳承的，具有相對的穩定性。正因為如此，民族文化身份才得以確立並不斷鞏固。而要消解民族文化身份，終究會陷入現實困境。推動“文化台獨”的台灣學者莊萬壽無奈地指出：“當人們推展台灣文化活動時，又會發現越是追尋本土，越是‘中國’，如南管、北管、亂彈、傀儡，都來自大陸；連獨立發展的歌仔戲，也難與來自大陸的傳統戲劇無關，而才子佳人的戲目，亦皆唐山的故事。此外，文學作品，現代的也難擺脫五四白話文運動的影響，古典的舊詩文，更是唐山的物件。這些矛盾，令人懊惱不已。一般簡單的解決方法是把它分為文化中國，及政治中國，台灣對文化可以認同，對政治不能認同。”〔15〕2004年，陳水扁也宣稱要“繼續發揚優質的中華文化”：“真正優質的中華文化強調王道、仁愛、和平、講信修睦、兄友弟恭，這是現代國家、文化社會最珍貴的素質，也是華人社會引以為傲的傳統，作為‘中華民國’‘國民’的我們，不僅與有榮焉，更不存在有什麼‘去中國化’的問題。”〔16〕雖然這一說辭與其推動“台獨”的政治實踐大相徑庭，但由此也展現了在文化層面上鼓噪“去中國化”的虛妄。

　　源遠流長的中華文化生生不息，具備強大的凝聚力和感召力，突破了政治的疆界，在華人文化圈中塑造了“文化中國”的共同體想象，為華人社會的溝通和整合創造了條件。提出“文化中國”範疇的杜維明指出：“農業社會改變了,專制政體解體了,家族制度變化了,但很多人從人類學、社會學方面發現了儒家傳統在‘文化中國’各地還有很大的影響力，這種影響力在什麼地方呢？就在於西方學者所謂的‘心靈的積習’。儒家傳統在‘心靈的積習’上面還有很大的影響力。”〔17〕這種“心靈的積習”就體現了民族性的特質，使得個體具備共通的文化心理結構和思維方式。中華民族擁有連綿不斷的文明歷史，能夠為文化共同體的建構提供豐厚的精神資源。當下，中國大陸已經充分認識到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當代價值，不斷增強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為中華傳統文化的傳承和發展營造了良好環境。這種文化自信是中國經濟崛起以及由此帶來的世界格局深刻調整的反映。全球範圍內“中國故事”的流行，折射出“某種全球性‘觀看中國’的熱情”。〔18〕從對外傳播的視角看，這是中國文化軟實力不斷增強的表現。在“觀看中國”的文化生產中，具有最廣泛影響力的就是“文化中國”敘事。“文化中國”縱橫上下五千年，蘊藏著豐厚的敘事資源，是中國文化軟實力建設的寶貴財富。傳統文化之所以成為當下文化傳播的重要資源，關鍵在於它滿足了普通大眾的精神和文化需求。這既是一個自上而下的文化教化的過程，也是一種自下而上的文化消費驅動的實踐。在台灣的流行文化中，同樣可以看到植入中華文化元素的文本。譬如，周傑倫的“中國風”流行歌曲，在華語世界廣為傳唱，成為兩岸同胞共同的文化記憶。

　　中華文化是在歷史傳統中生成的，也一直處於創造和發展的進程當中，“中華性”並非靜止不變的本質屬性。當下被大眾消費的傳統文化，已經融入新的時代語境中，被賦予新的表現形態，植入異質性的文化元素，由此也生成了現代性的意義和價值。兩岸同胞在密切的文化交流中，積極推進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創造了一大批契合兩岸民眾情感結構和審美慣習的文本。中華文化共同體的建構，兩岸同胞都不可缺席。台灣學者楊儒賓主張，台灣應當在中華文化的現代性創造中發揮更大作用：“兩岸發展到這個階段，文化的互滲已不可免，‘中華文化’的名與實應該會越來越被台灣人民所接受。台灣的中華文化會參與下一波的另類現代性之創造，結構決定了方向，此趨勢不會因人的主觀意志而改移。”〔19〕在兩岸融合發展的時代背景下，依託或結合文藝的生產與消費，兩岸文化交流不斷深化，文化生產具有了某種“跨地性”特徵。“跨地性不僅指人員的流動，還包括資本、創意、影像、商品、生活方式、服務、疾病、技術以及交流手段的流動。”〔20〕在深度交融的文化场域中，兩岸之間借重彼此的創作資源，借鑒各自的文化創意，並且基於共享市場的考量而兼顧對方讀者與受眾的審美慣習與文化心理。在頻繁的交流互動中，兩岸文藝創作者可能達成“視域融合”，實現趨向一致的文化表達，共同培育情感結構趨同的“隱含讀者”，進而建構同質性更高的文學共同體或審美共同體。在兩岸獲得經典地位的文學作品或相關的衍生文本，能夠進一步在華語文化圈流行擴散，成為華人世界共享的審美文化文本，在跨地性的文化生產與消費中建構更加宏闊的中華文化空間，推動“再中國化”文化潮流的發展。

　　文化認同的美學整合並非對“純粹中華性”的簡單回溯，而是在傳統與現代、本土與全球、技術與人文的張力場中，建構具有批判力與包容性的情感符號系統，通過審美符號的自由流通與意義協商實現動態平衡。這既非對既有文化秩序的顛覆性重構，亦非簡單的價值折中，而是在承認多元文化主體平等地位的前提下，通過審美共識的持續生產，為文化認同的創造性轉化提供去政治化的協商路徑。伴隨著中國綜合國力和國際地位的提升，一些周邊國家和地區出現了漢語熱，掀起了“再中國化”的潮流，“文化中國”呈現出溝通和整合的趨勢，更大範圍的文化共同體將由此形成。基於此，有論者樂觀地預期：“新世紀人類文化必將在‘去中國化’以後走向文化的‘再中國化’。”〔21〕在中華傳統文化傳承和發展的歷史進程中，兩岸同胞應當共同發揮創意，攜手創造具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文化，在國際文化競爭中彰顯中華文化魅力，共享民族復興的榮光。

　　基金項目：福建省本科高校教育教學研究項目“中華民族共同體視域下的兩岸閲讀教育融合發展研究”（項目編號：FBJY20240021）。

　　注釋：

　　〔1〕亨廷頓：《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譯，北京：新華出版社，1998年版，第129頁。

　　〔2〕思想編委會：《在台灣談中華文化》，台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版，第185頁。

　　〔3〕同〔2〕，第188頁。

　　〔4〕盧漢超：《台灣的現代化和文化認同》，八方文化企業公司，2001年版，第209-210頁。

　　〔5〕鄭鴻生：《重認中國：台灣人身份問題的出路》，台北：人間出版社，2018年版，第15頁。

　　〔6〕同〔2〕，第170頁。

　　〔7〕毛澤東：《毛澤東著作選讀》，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52、388頁。

　　〔8〕陶東風：《大眾化與文化民族性的重建》，《文藝研究》2002年第3期。

　　〔9〕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500頁。

　　〔10〕依而：《小說的民族形式、評書和〈烈火金鋼〉》，《人民文學》1958年第12期。

　　〔11〕張均：《中國當代文學制度研究（1949-1976）》，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218頁。

　　〔12〕王朔：《我看大眾文化》，《天涯》2000年第2期。

　　〔13〕趙月枝：《國家形象塑造與中國的軟實力追求》，《文化縱橫》2013年第6期。

　　〔14〕陳孔立：《推進兩岸文化融合的思考》，《台海研究》2018年第2期。

　　〔15〕莊萬壽：《中國論》，台北：玉山社，1996年版，第95－96頁。

　　〔16〕陳孔立：《台灣建構“台灣民族文化”的典型話語批判》，《台海研究》2020年第2期。

　　〔17〕杜維明：《文化中國：扎根本土的全球思維》，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88-89頁。

　　〔18〕賀桂梅：《打開中國視野：當代文學與思想論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20年版，第80頁。

　　〔19〕楊儒賓：《1949禮贊》，台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版，第163頁。

　　〔20〕張英進：《多元中國：電影與文化論集》，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37-38頁。

　　〔21〕王岳川：《大國文化安全與新世紀文化再中國化》，《當代文壇》2008年第5期。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26年2月號，總第338期，P135-1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