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04-01 16:28:53

　　中評社╱題：中國可為全球治理現代化提供方案　作者：姚選民（長沙），湖南省社會科學院暨湖南省人民政府發展研究中心社會學法學研究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湖南省政治學會副會長、湖南省中青年馬克思主義理論骨幹人才；黃力（長沙），湖南行政學院湖南幹部教育與人才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副教授、國家行政學院博士

　　【摘要】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以習近平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對“世界向何處去”問題的全球性戰略思考，是全球治理現代化的中國方案。將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形塑為一種中國特色全球治理理論至少有三方面的理據：其一，實現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到了“聞天下事”的時候；其二，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征程”積纍了豐厚經驗；其三，推動世界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該中國“出場”了。不論是從人類文明史歷史地來看，還是從當下大國之間國家戰略競爭的發展態勢來講，中國引領世界現代化進程的趨勢正愈發明顯，有理由挑明 “世界的未來在中國”，而其關鍵則是“世界治理現代化的未來在中國”。

　　中國古代政治家曹操曾說：“設使國家無有孤，不知當幾人稱帝，幾人稱王！”（曹操《讓縣自明本志令》）①此話口氣不小，但從延續東漢大統時間的意義上來說，此言不虛，因為在他去世後，他的曹氏繼承者們長期無法消滅另外兩個割據政權蜀漢和孫吳，中國歷史進入了有名的三國鼎立時期。觀察當今世界，特別是冷戰結束以後，現存的超級大國美國似乎亦以“曹操之志”為己任，以“世界警察”角色自居。該超級大國或許供給了當今世界些許治理公共產品，但卻又將國際法“玩弄於股掌之間”，並且其“恃強凌弱”的印象深入人心。

　　在發端於《威斯特伐利亞和約》的國際秩序當中，美國的所作所為並非因其自身而始，其“前任霸權”英國亦是這樣的作為。從威斯伐利亞體系到雅爾塔體系，這些國際秩序的產生及存在有其時代背景的意義，且發揮了一定程度的世界治理作用，但以今天的事後眼光來看，這些國際體系所構築之國際秩序衹是世界治理現代化某些時期的重要階段。顯見的是，面對當今世界層出不窮的地區爭鬥熱點及其歷史宿怨，面對深度全球化中顯現的全球性問題，如生態環境問題、網絡生態問題等，現有國際體系發揮其“先天性”治理效用時顯得越來越吃力。在此情況下，“世界向何處去”這個問題再度擺在各國面前，成為各國政治精英不得不直面和思考的世界性戰略問題。在這個問題上，作為當今世界秩序的主導者，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本來具備得天獨厚的先發優勢，但緣於國家受巨額資本的驅使或支配，這些國家主觀上放棄了對“世界向何處去”的科學戰略思考，客觀上則放任如今的全球治理淪落為“碎片化”治理，滑向全球治理赤字的深淵。

　　在此世界發展的“十字路口”，以習近平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為人類謀和平與發展”②，自覺肩負起引領當今世界發展方向的歷史責任，向全世界響亮倡議：“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③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不是要將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推倒重來，而是設法讓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真正落地，不僅僅是“地方性的”,即彰顯中華文明和中華文化中的天下智慧，亦是“世界性的”,即體現出對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洞察和遵循。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以習近平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對“世界向何處去”問題的全球性戰略思考，是全球治理現代化的中國方案，必將引領當今世界之健康發展，徹底擺脫治理赤字困境。

　　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當今世界治理現代化的中國方案，深入探討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這一時代論題，將其形塑為一種中國特色全球治理理論，至少有三方面的理據或理由。

　　一、實現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到了“聞天下事”的時候

　　眾所周知，在“吃不飽”“穿不暖”或為生計發愁的時候，人們往往“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衹想解決生活溫飽問題，而不會過多去關注外界的關係問題或面子問題。因為在這個時候，解決溫飽問題是最為迫切的現實需要，人們也沒有“餘錢剩米”去搞關係，不敢奢望在社會關係交往當中會得個“好面子”。小到個人，大到國家，其中的道理邏輯是類似的。在實現民族解放國家獨立、“站起來”的過程中，包括中國在內的所有國家，首要的是解決“挨打”或“挨餓”的問題，在此問題驅使下，重心一般放在國內建設層面。在實現國家發展、“富起來”的過程中，首要的則是解決富裕問題，在此問題作用下，重心一般仍放在國內問題上，但同時開始關注自身所處的國際環境態勢，意識到友好的國際環境對自身發展的重要性和緊迫性。

　　而今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④，新時代的中國“迎來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⑤，國家正走向世界舞臺的中央。在此種情勢下就不僅要關注“吃飽穿暖”的問題，而且更是要關注全球發展的態勢，並積極塑造中國在當今世界中的國際地位。在這個時候，包括中國的所有國家，其國際地位問題與其國內發展問題可以說是同等重要，因為沒有良好的國際關係環境或有利的國際地位，可能連已有的國家發展成果都可能守不住，甚至會被“收割”。在舊有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下，或前人類命運共同體時代的現代國際秩序中，已經上演了形形色色的事例，讓業已強起來的中國不時感覺“有力使不上”，甚至“吃了不少苦頭”，在這樣的國際現實形勢下，以習近平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帶領中華民族果斷倡議，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在此意義上講，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實現全球治理現代化，是當今中國實現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的迫切現實需要。

　　二、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征程”積纍了豐厚經驗

　　在中國共產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上，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鄭重提出了“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⑥的重大命題。不過，中國的國家治理歷史或治理現代化歷史並非自此時起，而是“源遠流長”，甚至可以說，一部中國史就是一部國家治理發展現代化的歷史。

　　一方面，國家治理的悠久歷史為今天的國家治理現代化提供了豐富養分。封建王朝“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⑦的“歷史週期率”問題是實現中國共產黨長期執政必須要克服和解決的難題。不過，從“積極”的角度來審視該歷史難題，則能看出作為“沒有中斷、延續發展至今的文明”⑧，中華文明及其創造者中華民族在實現國家治理的問題上相較於世界其他文明或其他國家民族有著豐富得多的正反兩方面經驗。在未發生“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以前，封建王朝的歷史週期率問題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當時的國家治理相對於中國所處外部環境的治理有效性，也表明當時中國的國家治理相較於西方國家或世界其他國家民族治理的成熟度。這無疑構成近代以來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重要經驗基礎和前提條件。

　　另一方面，新時代以來的國家治理成就表明中國國家治理現代化實現了質的飛躍。第三個歷史決議中的“新時代黨和國家事業十三個方面重大成就”⑨表明，新時代以來中國國家治理在實現現代化方面，相較於近代以來的國家治理水平（遑論古代中國國家治理水平）實現了質的飛躍。這當然離不開對傳統中國國家治理智慧的汲取和借鑒。正是新時代以來中國在實現國家治理現代化方面所取得的歷史性成就，構成了中國對今天全球治理問題“發表意見”（比如倡議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底氣和根據。中國人將自己的國家治理好了，便絕不能讓今天中國所處的世界治理環境“成為一個問題”，並放任其“壞我們的好事”，而應當基於文明型國家治理的悠久歷史經驗審視今天的全球治理問題並有所作為。在此意義上講，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實現全球治理現代化就構成了中國國家治理現代化的自然延伸和“題中之義”。


　　三、推動世界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該中國“出場”了

　　中國共產黨是“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的黨，也是為人類謀進步、為世界謀大同的黨”。⑩百年黨史表明，中國共產黨不僅是這麼說的，也是這麼做的，而且矢志於實現這一目標。中國共產黨所奉行的這一目標志向受到兩方面因素的深刻影響。一方面，這一目標深受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影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對中華民族和中國共產黨的深刻影響，不僅僅是通過承載著文化精髓的典籍、歷史建築物等實物實現的，更是通過生生不息之中華民族的“肉身”或其言傳身教之踐行來實現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對中華民族和中國共產黨的影響，其內核是“修齊治平”及其“天下為公、天下大同”的大同社會理想，這形成了對中國人包括中國共產黨人最樸素的精神薰陶。

　　另一方面，這一目標深受馬克思主義的取向影響。馬克思主義對中華民族和中國共產黨的影響方式是類似的：既有深邃的理論闡述，又有共產黨人的身體力行。自其傳入中國後，馬克思主義對近代以來中華民族和中國共產黨的影響，其內核是其思維檔次及其“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⑪的共產主義社會理想。緣於馬克思主義思維層次的“高階性”，馬克思主義對中華民族和中國共產黨之深刻影響的，關鍵在於它實現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對中華民族和中國共產黨之深刻影響的昇華。“馬克思主義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來源不同，但彼此存在高度的契合性”⑫，特別是在社會理想目標價值上的契合性，緣於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理論特質，馬克思主義讓中華民族和中國共產黨成為“現代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確保中國人包括中國共產黨人始終是“中華兒女”。

　　五千年中華文明史表明，中國早已解決了一個龐大文明體內部諸多部族的整合問題。美國學者塞繆爾·亨廷頓說中國是“偽裝成國家的文明體”或“文明型國家”，⑬這一論說充分彰顯了中華民族在治理問題上早已實現文明體國家化的偉大成就。作為相對方的“西方文明”，其麾下列國依然是“一盤散沙”，將實現全球善治的良好願望寄託在他們身上根本就是緣木求魚，迄今歷史事實亦印證了這一點。面對今天日益嚴峻的全球性問題，以習近平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帶領中華民族毅然肩負起推動世界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擔，可謂正當其時。在一定意義上講，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實現全球治理現代化本就是中國的專長，中國應當亦有能力直面這一棘手的世界性難題。

　　縱觀人類文明史，關於人與世界或自然界之間的關係問題，世界上大體存在三種有影響力的文明應對取向。其一，是源自中東、發於西方的亞伯拉罕宗教文明（包括基督教、伊斯蘭教、猶太教及東正教文明）應對取向。其二，是源自南亞地區的印度教、佛教文明應對取向。其三，是源自黃河地區的中華文明應對取向。就西方亞伯拉罕宗教文明而言，他們（以基督教新教徒為代表）在處理人與世界或自然界關係的問題上主張讓世人“臣服”上帝，在處理族群關係的問題上主張信仰上帝的族群當同化不信奉上帝的族群，或者自己的族群當同化其他文明的族群。就南亞文明而言，他們（以佛教徒為代表）在處理人與世界或自然界關係的問題上主張人要“退回”自然，按自然的節奏來處理人與世界或自然界的關係，在處理族群之間關係的問題上主張依據自然之理加以解決。就中華文明而言，他們（以儒家士大夫為代表）在處理人與世界或自然界關係的問題上主張進行整體性關照，認為人既在自然之外，亦在自然之中，在處理族群之間關係的問題上主張和合共生、美美與共。

　　這三種對待人與世界或自然界關係問題的取向影響著各自文明的發展命運，並決定著其於今日世界的現狀及國際影響力。南亞文明在處理人與世界或自然界關係的問題上因其“外被動、內主動”之特質而沒能抵禦“外主動、內被動”之西方文明的影響或侵襲，後逐漸衰落或沒落了。西方和中東的亞伯拉罕宗教文明因其長時段的文明之間交流或衝突實踐，將其“外主動”之特質發揮得淋漓盡致，在世界現代化進程中佔據了有利位置，但在其“內被動”之特質的作用下，世界現代化進程被其帶離了正確方向，當今世界正遭受著西方文明的霸權主義之苦。中華文明因其“內外皆主動”之特質，不僅早早形成了“以天下觀天下”之對人與世界或自然界關係的整體性認識，而且早早擁有了“廣土民眾”之壯闊疆域的治理經驗，在人類文明史上率先將文明體內部族群整合成了文明型國家，並且在受馬克思主義深入影響、融入世界現代化的進程中其“內外皆主動”之特質正再度彰顯出其世界性影響力。

　　毋庸諱言，西方文明在世界現代化的進程中做出了歷史性貢獻，但這並不必然意味著其能一直引領世界現代化進程的前行方向，世界現代化進程的前行方向是世界諸文明合力的結果。因其所秉持處理人與世界或自然界關係問題特質的內在局限性，世界現代化進程正飽受著霸權主義之苦，這促成了古代中華文明的時代“蝶變”，成為了人類文明的新形態，即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或中國式現代化為核心表徵的新時代中華文明，有機會引領世界現代化進程的前行方向。

　　基於一種人類文明史視野，不難看出在處理人與世界或自然界之間關係的問題上，中華文明始終將重心放在人的問題上，即秉持這樣一種取向：搞定了人的問題或社會世界治理問題，其他方面或領域的問題皆能夠迎刃而解。世界歷史亦表明，中國在解決社會世界治理的問題上早早就取得了歷史性成就，即率先建立起了文明型國家，而在此問題上，其他文明地區還未做到這一點。

　　源遠流長的中華文明率先擁有瞭解決社會世界中人的問題的智慧和經驗，而當今世界現代化進程的關鍵問題恰就是國際社會中人的問題或世界族群之間以及文明之間的問題。在此情況下，中國在影響或引領世界現代化進程的問題上可謂擁有得天獨厚之先天優勢。從人類文明治理實踐的長程歷史來看，中國擁有團聚或整合不同部族文明為一個文明體的成功經驗，以之為實踐基礎，在世界現代化進程中中國可以說最具有引領人類文明向前發展的潛質和能力，“世界的未來在中國”可斷言也。

　　顯然，在國家戰略競爭中日益處於不利態勢的國家，在世界治理現代化進程中亦將日益喪失主導權。“治國平天下”雖說是中華文明這一“地域文明”的獨特治理邏輯，但亦具有一定程度的理論普遍性。一方面，中華文明的獨特治理邏輯在世界治理現代化進程中的重要作用或影響力將充分顯現出來，新時代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偉大實踐及其全球影響力就有力地印證了這一點，可以說從實踐來看，中華文明治理邏輯的全球善治效應業已顯現；另一方面，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是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或中國式現代化為核心表徵之新時代中華文明或人類文明新形態的全球治理理論表達，這意味著世界治理現代化的未來在中國不僅具有其實踐邏輯支撐，亦具有其理論邏輯支撐。在此意義上講，不論是從人類文明史歷史地來看，還是從當下大國之間國家戰略競爭的發展態勢來講，中國引領世界現代化進程的趨勢正愈發明顯。不僅如此，不論是從實踐層面上來講，還是從理論層面上講，中國引領世界治理現代化的趨勢亦正愈發明顯。如果是這樣的話，就有理由挑明這一點即“世界的未來在中國”，而其關鍵則是“世界治理現代化的未來在中國”。

　　基金項目：本文係2025年度湖南省中青年馬克思主義理論骨幹人才擇優資助計劃重大項目“中國共產黨長期執政的法理構建研究”的階段性成果。

　　注釋：

　　①轉引自吳直雄：《毛澤東妙用典故精粹》下，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29、1320頁。

　　②習近平：《習近平外交演講集》第二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22年版，第91頁。

　　③習近平：《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團結奮鬥——在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60頁。

　　④習近平：《習近平著作選讀》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142頁。

　　⑤習近平：《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四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年版，第321頁。

　　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中），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6年版，第155頁。

　　⑦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893～1949）（修訂本）》中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610頁。

　　⑧習近平：《習近平外交演講集》第一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22年版，第125頁。

　　⑨同4，第550頁。

　　⑩習近平：《習近平著作選讀》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18頁。

　　⑪[德]馬克思、[德]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22頁。

　　⑫習近平：《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的講話》，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5頁。

　　⑬[美]塞繆爾·亨廷頓：《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譯，北京：新華出版社2010年版，第10-158頁。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26年2月號，總第338期，P130-1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