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友梅，生於1931年3月1日，祖籍山東平原，出生於天津，中國作家協會名譽副主席，代表作品包括《那五》《煙壺》《我們的軍長》等中短篇小說，曾連續五年獲全國優秀中短篇小說獎。(資料相)
中評社香港3月28日電／題：鄧友梅的東瀛童工苦役錄
作者 楊流昌
上世紀三四十年代之交，中華大地烽火連天，日寇豺虎肆虐，多少人家破人亡，多少孩童失去庇佑。作家鄧友梅的少年，便是在這般風雨飄搖中，被命運的浪潮推向了東瀛。他並非負笈留洋的學子，而是作為一名小小勞工，踏上了那片即將沉入戰爭深淵的土地。
那時的日本，軍國主義的鐵蹄已踏碎了尋常百姓的生活。工廠裡機器轟鳴，吞噬著廉價的生命力。鄧友梅不過十餘歲，本應在學堂讀書、在田野嬉戲的年紀，卻要在異國的工廠中掙扎求生。廠房高大而陰暗，空氣中彌漫著金屬與機油的氣味，機器的怒吼震耳欲聾，工頭的呵斥如鞭子般抽打著每個勞工的神經。
晨光未現即起，夜幕深沉方歸－－這便是鄧友梅的日常。纖細的手指操作著粗重的機械，瘦弱的肩膀扛起與體型不相稱的重物。日本工頭監視著這些“支那小孩”，稍有不慎便是拳打腳踢。同工者中有中國同胞，亦有朝鮮人，都是被戰爭機器碾碎的邊緣人，在異國的土地上相濡以沫。
工廠食堂的飯菜粗劣難咽，窩棚宿舍擁擠骯髒。最難熬的是漫漫冬夜，薄被難禦嚴寒，思鄉之情如刀割心。鄧友梅後來在文字中回憶，那時最渴望的不過是一碗熱湯、一句鄉音。然而在這冰冷的異國工廠裡，溫暖成了最奢侈的幻想。
有趣的是，正是在這般困苦環境中，鄧友梅開始了他的“文學啟蒙”。工友中不乏識字之人，偶爾得來的舊報紙、破損的書籍成了精神食糧。大家輪流閱讀，討論時局，甚至嘗試寫作。在機器的轟鳴聲中，一顆文學的種子悄悄萌芽－－誰又能想到，這段苦役經歷竟成了鄧友梅最初的創作生活積累。
戰爭中的日本普通百姓亦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鄧友梅觀察到，工廠裡的日本平民並不都是兇神惡煞的軍國主義者，許多人同樣食不果腹、衣不蔽體，同樣在戰爭機器下呻吟。這種複雜的認知，使得他後來的作品能夠超越簡單的二元對立，展現戰爭中人性的多面與複雜。
1945年日本戰敗投降，鄧友梅得以返回祖國。但那段童工經歷，已如烙印般刻在他的生命裡。多年後，當他拿起筆創作《別了，瀨戶內海》等作品時，那段歲月化作文字流淌出來，不是簡單的血淚控訴，而是充滿人性觀察與歷史思考的文學表達。
鄧友梅的日本童工經歷，不僅是個人的苦難記憶，更是一個時代的縮影。在那個荒唐歲月裡，無數中國兒童被戰爭剝奪了童年，成為跨國流動的廉價勞動力。他們的故事大多湮沒無聞，唯有幸運如鄧友梅者，能夠通過文字為歷史作證。
每讀鄧友梅相關文字，總不禁思忖：歷史洪流中，個體命運如飄萍，卻也在最黑暗處展現韌性。那個在日本工廠中辛勤勞作的中國少年，何以能成長為一代文學大家？或許正是苦難磨礪了他的眼光，異國經歷拓寬了他的視野，而文學最終成為化解創傷、理解複雜人性的途徑。
時光流逝，那段歷史漸行漸遠。但鄧友梅的童工經歷提醒著我們，戰爭不僅關乎戰場上的廝殺，更關乎千千萬萬普通人的顛沛流離。在全球化discourse盛行的今天，回望這段跨國勞工的早期歷史，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