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題：從演變角度看特朗普2.0政府對香港的角色定位 作者：王博文（北京），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副研究員、港澳經濟研究室主任
【摘要】美國對港政策及其行動是影響香港局勢的重要因素之一。角色定位是對外政策的核心要點，也是解讀政策的重要窗口。美國先後將香港的角色定位為“角逐東亞的經貿樞紐”“帝國遺產”“友好飛地”“反共基地”“友好政權下的經貿樞紐”“自由陣營中的制華抓手”“內地化的制華抓手”。特朗普2.0政府對香港認知呈越發負面之勢，角色定位將在“自由陣營中的一員VS北京控制下的工具”之間搖擺。在負面和搖擺認知下，美國對港政策或以戰略性接觸為主，輔以制裁措施和取消優惠。鑒此，香港宜採用間接戰略，穩定美國對港認知，同時拓展自身的聯繫性，做好應對美國升級制裁的預案。
一、美國政府對香港角色定位的六個階段
從美國對外政策史看，其尤其樂於並善於“貼標簽”，如“邪惡軸心”“支恐國家”“失敗國家”“流氓國家”等。美國對華關係中更是如此，“利益攸關方”“兩國集團”“修正主義國家”“最嚴峻的競爭對手”“唯一有能力的競爭對手”“系統性敵人”等標簽層出不窮。研究美國對港政策的文獻不少，但欠缺角色定位的視角，因此有必要梳理。從角色定位看，美國對港政策大致可分為六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角逐東亞的經貿樞紐”階段（1842年—1942年）。美國建國雖晚，但參與角逐世界、爭做海洋霸權的動力一點不少於英國等老牌列強。其中，角逐東亞，特別是在中國巨大的經貿利益中分得一杯羹，是爭霸的重要一環。為此，美國謀求建立“太平洋商業帝國”，積極開闢連接美中的太平洋航線。經貿基地或地緣戰略支點是海洋帝國的標配，香港因其獨特的地緣優勢和殖民自由港制度，很早就進入了美國的爭霸視野。早在1843年，美國成為首個在港設立領事館的國家，1898年升格為總領事館。直到日本佔領香港前，美國對香港的關注點聚焦在經貿領域和商業價值上，如美國駐香港（澳門、廣州）領事的“商人領事”色彩很強，美國駐港領事館的主要職責是拓展東亞的商貿利益。特別是英占初期，商貿是美國在東亞的核心利益，主導著美國東亞擴張的方向和節奏。①
第二階段是“帝國遺產到友好飛地”階段（1942年—1946年）。《美國的香港政策（1942—1960）》一文認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美國並無香港政策可言。美國開始考慮香港問題是從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從英國人手中攻佔香港後開始的。”美國政府在該階段加大了對香港事務的關注力度。與第一階段主要關注經貿問題不同，該階段的焦點是香港的歸屬之爭和戰後地位問題，美國政府視野中的香港形象，則經歷了由羅斯福眼中負面的“帝國遺產”向杜魯門眼中正面的“友好飛地”的轉變。羅斯福一度支持將香港歸還中國，前提條件是中國同意將香港劃定為國際託管的自由貿易港；該定位確有瓦解帝國剝削的正義一面，背後的盤算卻是將香港打造為“門戶開放”政策下的“對美自由港”。杜魯門接任後，逐漸脫離“反帝國語境”，將香港設定為友好政權的一塊飛地，這一定位重點不在支持友好政權重占香港，而在美國可資利用“飛地香港”，這與對美自由港的設定本質上並無不同。②
第三階段是“反華反共的冷戰基地”階段（1946年—1982年）。隨著中國共產黨取得解放戰爭的勝利，將美國駐華使館驅逐出中國內地，以及朝鮮戰爭和冷戰的爆發，“香港則變成了新中國與西方陣營直接接壤的唯一地方”，“在中國沿海地區剩下的唯一的美國領事機構，就是在香港的了”，香港對美國的價值陡升。與前兩階段相比，美國明顯加大了對香港的投入力度，如美國駐香港領事館的編制雨後春筍般地增至“較該國在世界其他各地任何一間領事館的人員還要多”（其中副領事就有42名），使得“友好的”港英政府也感不安，“不止一次要求他們削減人員”。美國政府對香港的角色地位也由“友好飛地”升級為“反華反共的冷戰基地”。呂迅在《香港在美國冷戰政策中的作用（1945—1949）》中指出，至少從20世紀50年代初開始，美國的外交決策者就視香港為理想的冷戰基地，香港成為美國在亞洲兜售冷戰的樞紐。麥志坤在《冷戰與香港——英美關係1949-1957》中進一步指出，美國主要從冷戰角度看待香港，發覺香港在冷戰中很有用處，如搜集有關中國的情報、執行對華出口管制、製作反共文宣供東南亞公開宣傳、執行秘密活動等。③
第四階段是“友好政權下的經貿樞紐”階段（1982年—1992年）。該階段的焦點類似於第二階段，是有關香港歸屬及其新定位問題。冷戰末期，“香港前途的安排”被提上議事日程。美國官方針對中英談判總體上採取的是低姿態的“中立政策”，讚賞談判結果，並對香港前景表示樂觀。之所以美國對港取態較為正面，是因為處於中美建交蜜月期的美國較少從冷戰的意識形態角度，而更多是從經濟利益角度看待香港。蜜月期中推行改革開放政策的中國，被美國視為與英國同類的“友好政權”。更關鍵的是，聯合聲明下對香港的“港人治港”“高度自治”“50年不變”的“商業中心”定位，等同於“對美自由港”，符合該階段美國對香港的角色定位。在美國政府看來，一個“友好政權”且“高度自治”下的經貿樞紐符合美國利益，有利於增加美國對香港的影響力。當然，低姿態並不意味著不插手。儘管美國高官在談判過程中刻意保持低調，但時任美國務卿舒爾茨（George Shultz）多次訪港、美國駐港總領事萊文（Burton Levin）等多次發聲，表達美國政府的關切，對談判進程施加間接影響。保持樂觀也不代表美國國內沒有雜音。如，在中英聯合聲明簽訂後，有美國國會議員、媒體、智庫等通過提法案、發評論、研討會等方式，鼓吹“香港自決權”“香港民主化”等議題，並對香港前途表示擔憂。雖然相關行動未引起多大反響也非輿論主流，但為美國政府重返意識形態立場、高調干預香港事務埋下了隱患和伏筆。④
第五階段是“自由陣營中遏華制華的重要抓手”（1992年—2019年）。在蘇聯解體、冷戰結束、中國內地的“風波”、英國在香港過渡期與中方展開激烈交鋒等多重作用下，美國對香港政策的遏制一面再次抬頭，並由低調關注轉為高調介入。該階段美國對香港角色定位的集中體現就是1992年制定的《美國—香港政策法》。⑤該法是美國就香港問題的首部專門法，與之前的美國對香港政策文件有很強的連續性，也反映出時代背景下美國對香港的角色的新認知，更關鍵的是奠定了至今美國對香港的行為框架和準則。從該法中可以看出，美國對香港的認知是謹慎樂觀和偏於正面的。一方面，在美國政府看來，中英聯合聲明所保障的“高度自治”、享有美國所賦予的“單獨關稅區地位”、追仿美式“民主和人權”以及美港雙邊關係全面發展的香港，是“自由世界陣營”中一個好用的遏華制華工具，有利於拓展美國利益，因此值得採取肯定支持態度；另一方面，美國政府對於香港能否按照符合美國利益的方式“發展”並無把握，因此以國內法的方式自封了“監察權”和“修改權”，隨時對香港以觀後效和大棒制裁。
第六階段是“內地化的遏華制華的重要抓手”（2019年至今）。《美國—香港政策法》出台後，中美關係起起伏伏，香港歷經“七一遊行”“反國教”“反高鐵”“反水貨客”“非法占中”等政治活動，但美國對香港的角色認知無實質改變。1997年至2007年的《美國—香港政策法》年度報告的“評估”基調是正面的，如2007年的“回歸十年評估”認為，“作為中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香港仍是一國際城市，也是中國最開放、最自由、最發達的部分。對香港而言，中國提出的‘一國兩制’框架的運行情況，大體上是成功的”。⑥或許是看到香港的發展符合美國預期，2008年甚至停發了年度報告，直至2015年才恢復。從停發期間三任美國駐港總領事唐若文（Joseph Donovan）、楊蘇棣（Stephen Young）、夏千福（Clifford Hart）的言論看，評價是正面的，美港關係的發展是順利的。⑦在回歸二十周年的2017年，《美國—香港政策法》年度報告中的“香港主要發展回顧”的評價，仍是“香港在‘一國兩制’框架下總體上保持高度自治，足以證明美國對雙邊協議和項目繼續給予香港特殊待遇是合理的”。⑧
認知的標誌轉折點是中美貿易戰、“修例風波”等背景下，特朗普第一任期末期出台的《香港人權與民主法》（2019年）和《香港自治法》（2020年）。這早在2018年底和2019年初已有預兆。2018年12月28日，時任美國駐港總領事唐偉康（Kurt Tong）在《明報》公開發文，稱“我很高興向大家彙報，2018年又是一進展良好的年度，雙方關係正變得愈來愈牢固”。2019年2月26日，唐偉康接受訪問時改了調門，稱過去數年有種趨勢，尤其在2018年，側重了“一國”，令“兩制”未能發揮其最大益處。隔日，唐偉康演講時更批評， 2018年不是香港“一國兩制”和“高度自治”的“好年”，還稱“香港在2018年開創了多個不幸的先河，美國一些人對香港自治能否持續下去開始關注和懷疑”。
時隔不到兩個月，2018年就從“良好年度”變成了“不是好年”，美國對香港的認知也在“關注和懷疑”中越發負面。從2018年至2025年的《美國—香港政策法》年度報告和美國駐港總領事發言等看，在美國政府眼中，香港不再是其可以輕易利用的“自由世界中的一員”，而是在越發“內地化”下脫離美國的掌控，成為了“中國的工具”。從2020年的年度報告開始，“在核證美國法律下給予香港的待遇一事上，國務卿確認，按照美國法律，香港不應獲得如同其在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前按美國法律所得到的待遇”，美國的制裁大棒隨之而來。⑨
二、美國政府對香港角色定位的六個特點
從上述演變脈絡中，可歸納出美國政府對香港角色認知的六個特點。
第一，華府決策者評估香港的重要性和價值性，絕非著眼於香港本地或與香港的“小關係”上，而是立足於美中、美英、美中英等雙邊和多邊的“中關係”，乃至國際格局的“大關係”上。在美國眼中，香港的價值在於橋樑、平台角色下的“借用”“經由”的作用。美國認定香港角色時，首要的是進行勢力範圍的認定和敵友陣營的劃分。若將香港納入“友好政權”或“自由世界”中，對港政策相對偏重合作和經貿利益；若將香港判定為“敵對陣營”，對港政策則從意識形態出發，偏重遏制的一面。
第二，美國對香港的關注起於經貿領域，之後很快就被美國政府“挖掘”出了政治、軍事、文化、法律、情報等多領域的新功能、新價值。在拓展廣度的同時，每個功能領域的價值深度不斷被加重。功能和價值的開發利用具有連續性，每階段的新價值都能在前階段中找到基因、影子。在連續升級下，香港對美國的價值呈現領域廣、功能深之勢。
第三，美國對香港角色定位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是其國家利益。從重要性看，無論在哪個階段，香港均非美國的核心利益，與美歐關係和美台關係等相比，有些階段甚至難以列為重要利益。從趨勢看，雖然重要性有起伏，但香港在美國外交政策中的作用和價值呈上升之勢，美國對香港事務的投入和插手力度呈增長之勢。
第四，美國對香港的角色認知有矛盾性。這不僅表現在階段性認知間有起伏和搖擺，而且就是同一階段內，對港政策和具體手法也有動態調整，時而強調合作與扶持，時而突出遏制與打擊。甚至在某一時間點，美國對港政策也是在現實利益(如獲取經貿利益)和理想價值(如推動美式民主)之間取得均衡後的結果。如，冷戰期間，考慮到不引起英國的強烈反彈，以及避免過度損害香港經濟而引發香港內亂的風險，美國對香港的出口管制是有限度的，並非要置香港於死地，乃至中後期一改經濟遏制的慣用做法，轉而鼓勵香港密切與中國內地的聯繫，以便更好地發揮香港作為“自然橋樑”“展覽櫥窗”和“難民天堂”的作用。美國對港政策和具體行動不是一刀切。
第五，美國對香港的角色認知與美國對華政策有很強的相關性，但並非完全同步。一方面，美國對香港的角色定位從屬美國對華政策，中美關係影響著美國對港行動的方向和力度；另一方面，當中美關係緊張、美國對華認知趨於負面並採取遏制政策時，美國干預香港事務也趨於活躍，但在某些階段仍會將香港劃入“自由陣營”中，並未跟隨採取遏港政策，如冷戰中期。同樣的，當中美關係轉暖乃至處於美國把中國看成準盟友的蜜月期時，雖然美國降低了香港反華工具的一面，但依然把香港視為制華的工具，插手香港事務不減反增，如冷戰後期和冷戰結束初期。
第六，香港回歸前，雖然美英關係特殊，且英國是西方反共陣營一員，但在香港問題上與美國的步調不盡一致，甚至圍繞香港在搜集情報、出口管制、輿論宣傳、秘密行動等問題上展開了系列爭論。在香港事務上，美英中關係有點美中蘇的味道，英國出於自身利益，扮演著重要的轉轍器和變壓器的雙重作用。正是在雙重作用下，才會出現上述不同步的現象。從好的一面說，英國有時充當了香港的擋箭牌，並給香港頒發了“自由世界的營業牌照”；從不好的一面看，英國不時激化美中在香港事務上的矛盾和衝突。回歸後，英國在香港事務上的影響力日益弱化，雙重作用隨之衰減。
三、特朗普2.0政府對香港角色定位的四個要點
從六大角色認知特點看，特朗普2.0政府對香港角色定位的要點有四。
其一，特朗普政府對香港認知呈越發負面之勢。一是中美結構性對抗。特朗普1.0開始，美國政府對華展開了全政府、全領域、全方位的戰略競爭，大搞脫鉤斷鏈式的貿易戰、科技戰、金融戰。2017年12月，特朗普政府在其發佈的首份《國家安全戰略報報告》中，將中國列為“戰略競爭對手”。2015年1月23日，香港美國商會發佈“2025年商業信心調查報告”稱，67%受訪會員預計中美關係將會惡化。特朗普2.0開啟不到三個月，就對華展開了風暴式的關稅戰。從國際格局的主要矛盾和潛在走勢看，中美關係或現局部性、階段性緩和，但二者之間的結構性衝突將呈現日增月重之勢。自從英國1997年撤出香港後，英國在中美之間的緩衝作用大幅減弱，近年來反而起到激化中美矛盾的作用。英國作用消退，使得中美在香港問題上對抗更為直接。美對港政策從屬美對華政策，港美關係是中美關係的延伸。中美對抗限定了港美關係的基本走勢。
二是特朗普內閣的鷹派色彩。為重塑美國的偉大，特朗普組建了“鷹派戰鬥內閣”，其中不少人反華亂港色彩濃重，如國務卿魯比奧（Marco Rubio）是涉華涉港法案的主要推手。這些鷹派官員在干預香港事務上不會消停。2024年5月，時任美國駐港總領事梅儒瑞（Gregory May）表示，“我們決心在未來兩個世紀或更久留在香港。無論未來如何，美國將繼續全面參與香港事務”。2025年3月，美國國務院實施了新一輪對港制裁，魯比奧稱制裁顯示特朗普政府致力於追究涉港“罪責”。2025年4月，美國國務院發佈了新一期《美國—香港政策法》年度報告。雖然該份報告評估的時段是2024年，卻是特朗普再度就任總統後的首份涉港報告，體現了特朗普政府的對港認知。該份報告不僅延續2020年至今的“根據美國務院評估，中國中央政府在該期間所採取的新行動直接對美國在港利益構成威脅”，“國務卿確認，按照美國法律，香港不應獲得如同其在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前按美國法律所得到的待遇”，更首次指出“就整體趨勢而言，香港乃更受制於北京”。⑩
三是美國國會等發揮的激化惡化作用。近年來，在中美關係、港美關係上，美國國會的消極作用遠大於積極作用。特朗普1.0，美國國會和行政部門在遏華和以港制華上達成了戰略共識，反華亂港成為府會難得一致的極少數議題。國會出台涉華法律的數量顯著增長、負面味道更濃，涉港立法數量激增至近20年來新高，此外通過發報告、施壓白宮、舉行聽證會等方式，充當了反華亂港的“前鋒”和“推手”。⑪2025年4月，美國國會及行政當局委員會再度提出“香港經濟貿易辦事處認證法案”，要求特朗普政府取消香港經貿辦在美享有的特殊待遇，乃至終止其運作，並限制美國聯邦機構與其合辦任何“推廣香港是一個保障人權與法治的城市的活動或項目”。2025年5月，該委員會向參議院提交“香港司法制裁法案”，要求特朗普政府在法案通過後180天內，評估香港終審法院首席法官等45名香港司法人員是否“侵犯人權”，並據此實施制裁。
其二，港美關係急速、大幅惡化的可能性也不大。一是從歷史看，美國對華政策有在遏制和接觸之間搖擺和同一階段兩者兼存的特點，特別是在相互依存的時代特性和中國綜合國力快速提升作用下，特朗普對華一決勝負、一招制敵的可能性不大，中美博弈呈現纏鬥特點。二是美國對華認知與對港認知之間有溫差。最新事例是，2019年，時任美國駐港總領事唐偉康發表題為《美國外交官在香港最初的一百七十五年》的演講時稱，美國對華政策尤其經濟政策，與美國對港政策之間界限有時模糊但卻有別，中美貿易談判與美港關係是兩個獨立議題，外界將兩者看成一件事並不準確。三是特朗普雖然慣於極限施壓，但不羞於一日多變和放軟話，樂於商人特色的“交易的藝術”。四是從特朗普對美盟友也發動關稅戰看，其在意地緣經濟收益，缺乏地緣政治思考，對在港推動“民主與人權”的熱情遠低於民主黨的奧巴馬和拜登，如其大幅削減國際開發署經費，停止撥款美國之音、自由亞洲電台。香港已由亂及治，美國難找插手香港事務的藉口。五是從近些年《美國—香港政策法》年度報告的第一句話評估“對美國在港利益構成傷害”看，被香港美國商會形容為“互惠互利、互相依存的穩健經貿關係”，可緩和港美關係。美國在港有龐大的經濟利益。⑫
其三，角色定位將在“自由陣營中的一員VS北京控制下的工具”之間搖擺。一方面，美國政府懊惱和不滿“香港變為北京控制下的工具”。特朗普1.0後期，美國“認定”香港日益失掉了“兩制的獨特性”，“等同於中國內地的城市”。2025年1月，魯比奧在其國務卿任命聽證會上表示“北京侵犯香港自治權，已將香港從金融中心變為推進中國利益的工具”；魯比奧在評論巴拿馬港口事件時稱“港企與中企無異，都要服從北京的指令”。2025年4月，美國國會及行政當局委員會主席史密斯（Adam Smith）宣稱“我們認識和尊重的香港已不復存在”。
另一方面，美國政府對香港“復原回自由陣營中的一員”仍有期待。如從《美國—香港政策法》報告看，雖然2020年開始認定“香港的自由和自治被日益削弱”，但同時認定香港與中國內地在“商貿政策、互聯網自由、宗教自由、結社自由”上仍有“顯著的”或“一定的”差異；2020年至今的報告中均單列有“剩餘的自治範疇”或“僅餘的兩地主要差異”一節，也不得不承認香港依然有廣泛的自主性。⑬2024年5月，梅儒瑞在參加美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舉辦的香港問題研討會上，闡述了“最新的”華府對港立場。梅儒瑞稱，美港關係由三部分組成：作為美港關係重要穩定力量的“非常好的人際關係”、富有成效的商業和貿易合作、美港政府之間最具挑戰性的政治關係。梅儒瑞總結道，雖然香港的鐘擺朝著“侵害香港自治”的方向移動，美國政府對此有不少擔憂，但“想以樂觀的態度作結語”，稱包括其在內的很多人希望香港能反方向擺動，回到正常狀態，成為開放自信並擁抱世界的超級聯繫人，這有助於美港關係，美國政府隨時準備作出正面響應。2025年4月，梅儒瑞在與中國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崔建春共同出席香港美國商會活動時表示，中美在眾多議題上看法截然不同，但兩人保持著開放及建設性對話，香港是推動中美互相理解的重要平台，美方希望香港繼續扮演這一獨特角色。
其四，在負面和搖擺認知下，特朗普2.0政府的對港政策保持分裂的可能性很大。陳少波解讀稱，梅儒瑞講話反映出新一屆特朗普政府對港政策或將採取三分法，即政治層面上繼續施壓香港，經濟層面上繼續在港賺錢，文化、教育和社會層面繼續加強美港交流，以影響香港主流社會和青年精英。⑭2024年5月，為評估美國的對港政策選項，美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在美國國務院資助下，發佈了一份名為《2020年以來香港自治的侵蝕：對美國的啟示》報告。這份“著眼於香港自主權在復原與被侵蝕之間的平衡”的報告，為了達到“既促進美國的商業利益，又支持香港保持自治”，給美國政府提供了三套方案，即懲罰（Penalization）、撤出（Resignation）、戰略性接觸（Strategic Engagement）。報告總結道，在三個選項中做出選擇絕非易事，但完全以懲罰或放棄香港為核心的政策將適得其反，並導致進一步削弱尚存的自治。故建議美國以戰略性接觸為核心，輔以制裁措施和取消優惠。⑮前任美國駐港總領事近期涉港論述和美國國務院資助的智庫報告，代表了特朗普2.0政府的對港角色認知和政策思路。
四、應對特朗普2.0之策
從認知特點和新角色定位看，香港可從以下四點著手應對。
首先，應以間接戰略⑯為主。當今國際關係的核心邏輯仍是權力政治，霸權主義依然橫行於世。近年來美國霸權地位雖呈持續衰落之勢，但仍衹是相對衰落。在認知越發負面趨勢下，美國對港濫施單邊制裁的可能性和破壞力依然很大，而這是香港發展的主要風險和挑戰所在。香港處理港美關係和應對美國制裁威脅時，要敢於鬥爭，更要善於鬥爭，不宜採取正面“鬥力”的對抗戰略，而應採取迂迴“鬥智”的間接戰略，因為間接戰略既是“弱者”的必選項也是最佳選項。如，在特朗普2.0關稅風暴中，香港特區政府為防因小失大，並未跟隨中國內地對美國加徵反制性關稅，而是選擇向世界貿易組織申訴，有力有節地維護自身權益的同時，避免損害國際自由港的金字招牌。從美國對港認知的搖擺性和對港政策的分裂性看，間接戰略也更有助於緩和港美關係。
其次，穩定美國對港認知。從上述分析可知，港美關係不惡化就已不錯，大幅改善的可能性不大。與美國欲致中國於死地不同，美國尚不想把香港一棒打死，也不想把香港推向北京，美國對港認知仍處搖擺期，對香港“復原自治”仍有期待，香港應盡可能利用美國這一矛盾心理，將美國的對港角色認知導向“自由世界中的一員”，減少其“工具”的負面印象，進而將美國對港政策穩定在戰略性接觸上，減緩其制裁措施和取消優惠的力度和範圍。美國最在意香港的是“自治”，其干預香港事務時的主要藉口也是“自治”。在美國眼中，香港越有自治權，越跟美國親近，越易被美國操縱，被利用的價值越大。香港可在“一國兩制”框架和符合自身利益下“投美所好”，既給其留有復原希望，又減少其干預藉口。如，普通法傳統、自由開放的貿易政策、與美元掛鉤的聯繫匯率制度等，既是美國關注的“僅餘的自治”，也是香港繁榮的根基，香港應鞏固和提升上述“公約數”，並加強輿論引導特別是對美的宣介和遊說工作。為講好“香港故事”，應利用美國對華政策與對港政策之間的溫差，多借用美國可以接受的“友好人士”和“中間力量”，如香港美國商會等。如何在“一國兩制”框架下與美周旋，是香港的必修課和突破口。
再次，拓展香港的聯繫性。《地理與世界霸權》一書分析巴勒斯坦和羅馬興起的原因時寫道：前者是埃及和美索不達米亞兩大早期文明中心之間的連接紐帶，其通道地位具有半東方的特徵；後者處於海上勢力和陸地勢力交匯的要衝位置，一位既懂得陸地價值又懂得海洋價值的領袖開啟的世界征服之旅，是羅馬興起的前奏。⑰香港的成功基因就是具有同巴勒斯坦和羅馬一樣的交集切點性質、通道紐帶價值、半東半西特徵，而這也是香港應對美國干預的關鍵所在。保持開放是香港的立城之基，堅持多邊是香港的立城之根。香港這座橋樑一定要是四面八方的立體交通網，四流湧動（貨物、人才、資金、信息）、八洋通達。不僅要增進香港與內地的“內環通路”，更要開拓香港與海外的“外環通路”。除多做美方工作外，香港近年來大力發展與東南亞和中東國家的關係，可以起到分散美國制裁風險的作用。此外，雖然近年來英國、歐盟對港認知也趨負面，但在對港和對華上與美國存有溫差，香港也需下功夫經營雙方關係。香港“聯繫”的國家越廣、領域越寬，要素越多、粘度越強，香港應對美國干預和制裁的迴旋空間越大。
最後，做好制裁升級預案。特朗普1.0政府一度考慮對被廣泛視為香港金融體系穩定基石的聯匯制度出手，強令港元脫鉤美元。2023年，美國國會轄下的美中經濟與安全審查委員會發表年度報告，首次以“港元受到威脅”為題，唱衰港元掛鈎美元。⑱2024年底，彭博社引用白宮消息稱，在美國政府眼中，香港“已從備受美國信任的金融中心，變為中國、伊朗、俄羅斯和朝鮮等國的金融樞紐”，北京正利用香港的美元儲備繞過美國監管，特朗普2.0 時代開啟後，香港及其聯匯制度或將成為美中博弈的新戰場。香港銀行業受制裁的風險也不容忽視。2024年11月，美國國會轄下的美中戰略競爭特設委員會致函時任財政部長耶倫（Janet Yellen），要求其“評估香港是否應繼續享受與美國之間的便利銀行關係”；對華強硬派此前還曾要求財政部提供“防止利用香港的金融體系洗錢和逃避制裁”的打擊計劃。彭博社披露，美國財政部負責打擊亞洲和中東地區反恐融資和金融犯罪的副助理部長貝克（Jesse Baker），繼2024年底率團赴港施壓，警告滙豐、渣打、中國銀行（香港）等多家銀行，勿參與涉俄交易後，2025年4月再度赴港，敦促香港銀行業嚴控涉及伊朗石油的交易，否則將面臨制裁。會面一個月後，美國財政部以“協助伊朗軍方企業轉運石油至中國內地”為由，制裁9家香港非銀行實體。特朗普政府打擊同屬美元圈的香港金融業確有自殘成分，但從上述分析特別是特朗普上任三個月就肆意發動關稅風暴看，香港需做好應對制裁升級的心理準備和預製方案。
注釋：
①郝雨凡：《19世紀中葉美國在澳門的活動：在中美關係及東亞地緣政治背景下的考察》，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年12月，第8-36頁；葉霖：《在中國的影子下：美國對香港的外交政策（1945—1972）》，香港：中華書局，2018年4月，第22-27頁。
②孫晨旭：《從“帝國”遺產到英國“飛地”：二戰結束前後美國視野中香港形象的轉變及其意義》，《歷史教學》2019年第14期；于群、程書偉：《美國的香港政策（1942—1960）》，《歷史研究》1997年第3期，第53頁。
③[美]麥志坤著，林立偉譯：《冷戰與香港——英美關係1949-1957》，香港：中華書局，2018年9月，緒言；葉霖：《在中國的影子下：美國對香港的外交政策（1945—1972）》，香港：中華書局，2018年4月，第54-58頁；呂迅：《香港在美國冷戰政策中的作用（1945-1949）》，載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編：《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學術論壇（2010年卷）》，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年12月，第456、464頁；[美]唐耐心著，徐啟明、續伯雄譯：《中美外交秘辛（上）》，台北：時英出版社，2002年2月，第122、149、151頁；[英]亞歷山大·葛量洪著，曾景安譯：《葛量洪回憶錄》，香港：廣角鏡出版社，1984年9月，第215頁；[美]藍勤：《五十年代的香港》，載《香港與中國——歷史文獻資料彙編》，香港：廣角鏡出版社，1981年，第139頁。
④沈本秋：《理想與現實之間：美國的對外政策研究——以美國的香港政策為例》，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5年8月，第79-93頁；王為民：《美國對港政策研究》，外交學院博士學位論文，2001年，第27-49頁。
⑤“United States-Hong Kong Policy Act of 1992,” U.S. Congress, https://www.congress.gov/bill/102nd-congress/senate-bill/1731/text.
⑥⑧⑨⑩⑫⑬《美國—香港政策法》歷年報告，https://hk.usconsulate.gov/official-reports/。
⑦“美駐港總領事：香港是美中交流的重要樞紐”，中國新聞網，2013年9月24日；“美駐港總領事楊蘇棣：美國公司從香港的角色中獲益”，中國新聞網，2013年5月15日；“美駐港總領事：香港成功對於美國意義重大”，中國新聞網，2008年11月19日。
⑪黎姿、沈文輝：《論特朗普政府時期美國涉港政策的特點》，《戰略決策研究》2021年第5期；郭永虎、暴占傑：《美國國會涉港立法活動新動態：影響與應對》，《統一戰線研究》2021年第3期；關敬之：《第107-112屆美國國會涉華議案研究》，武漢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9年；張建、張哲馨：《香港回歸以來美國國會對香港事務的介入及其影響》，《太平洋學報》2017年第7期。
⑭陳少波：《特朗普對港政策初步觀察》，《經濟導刊》2024年第12期。
⑮ScottKennedy, LilyMcElweeand Jude Blanchette, The Erosion of Hong Kong’s Autonomy since 2020: Implications for the United States, CSIS, May 7, 2024，https://www.csis.org/analysis/erosion-hong-kongs-autonomy-2020-implications-united-states.
⑯鈕先鍾：《孫子三論：從古兵法到新戰略》，台北：麥田出版社，2007年8月。
⑰[英]詹姆斯·費爾格里夫著，胡堅譯：《地理與世界霸權》，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6年12月，第39、69、79、110頁。
⑱“2023 Report to Congress of the 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 USCC, November, 2023，https://www.uscc.gov/sites/default/files/2023-11/2023_Annual_Report_to_Congress.pdf.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25年11月號，總第335期，P99-106）
